十九世紀末，香港工業及金融業發展旺盛。德、俄兩國在東亞地區爭霸，致使英國不得不加強香港的防衛。德輔任內，倫敦曾向港府施壓，不理會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及庫務署反對，強行通過增加駐港英軍軍費開支。商界對這件事極之不滿，覺得加稅機會很大。他們因而希望藉著推動政改，分享多些管治權力，以保障自己不受壓榨。
鼠疫爆發後，香港經濟大不如前，港府入不敷支。未幾，港元隨白銀價格貶值。為了應付嚴峻的財政危機，港府決定向倫敦借款二十萬英磅。可是，此舉同時加劇商界對加稅的憂慮。
高馬可指出：「在各英國殖民地中，自治程度如此低的就只有香港......許多歐籍人認為，自己有份建設這個殖民地，理應在管治方面有更多參與。」終於，韋赫 (渣打銀行大班)、遮打爵士 (九龍倉及置地創辦人)、昃臣 (匯豐銀行大班) 等人組成「政制改革協會」(Constitutional Reform Association)，向倫敦陳情，爭取：
(1) 非官守議員佔立法局多數；
(2) 非官守議員全部由英籍居民普選產生；
(3) 設置一個由英商主導的董事局管理的市政自治機構。
倫敦政府最後以「香港已成為華人社會，而非英國人社會。華人定居於此，是這個殖民地繁榮的主要因素。所以，任何排除華人的代議制度都不應被批准」(殖民地大臣里彭勳爵語) 為理由，否決政改提議。立法局繼續維持由官守議員主導，再委任非官守議員的做法。
平情而論，英商發起政改運動，無非是想在公費運用上擁有多一點決定權，阻止港府增加開支。換句話說，政改運動一開始就是洋人社群爭取自身政治權利、捍衛切身利益的運動，與華人無干。
倫敦政府質疑政改提議旨在建立一個排除華人的代議制度，完全誤解英商初心。當然，倫敦政府這樣說，更多是砌詞狡辯。其畏懼一旦順從英商要求，華人會乘機爭取同樣權利，遂假裝捍衛華人權益，否決政改提議，將苗頭消滅。
政改運動雖然失敗收場，港府卻擴大了行政吸納制度。立法局新增兩位非官守議員，其中一位正是華人領袖韋玉 (韋寶珊)。1896 年 7 月，港督威廉‧羅便臣又委任商界代表遮打爵士和貝伊榮 (怡和洋行大班) 進入行政局。
97 主權移交後，香港再次有呼聲要求政制改革。和前殖民宗主類似，中共不允許港人民主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原因是：一旦香港有民主，大陸 13 億人就會乘機爭取同樣權利，中國會即時瓦解，中華民族陷入苦難之中。不過，和前殖民宗主迥異，中共並未善用行政吸納制度疏導民怨，只知反覆箝制、打壓。港人緬懷英治時代，痛恨中共殖民，絕非偶然。
[主要參考資料]
1. 徐承恩，《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 (修訂版)》。
2.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3. 佘義 (Geoffrey Robley Sayer)，Hong Kong 1862 - 1919：Years of Discre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