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羅號事件」引發廣州市民焚燒外國商行,為英國出兵締造了不可多得的藉口。適逢法皇拿破崙三世在歐洲遇到挫折
(主要是意大利統一運動的進行削弱了法國的影響力),希望透過軍事上的勝利爭取國內群眾的支持,其於是假借廣西西林縣有法國傳教士 (即馬賴神父)
被殺,與英國聯合出兵。
1857 年 11 月,英國公使額爾金、法國公使葛羅等人,率領英法聯軍在香港集結。12 月 12
日,額爾金、葛羅分別對兩廣總督葉名琛發出「最後通牒」。12 月 28 日,聯軍展開對廣州的攻擊,「廣州城戰役」揭開序幕。次日,廣州陷落。葉名琛不久被俘虜
(他後來被流放到加爾各答)。
「廣州城戰役」後,英法聯軍迅速控制廣州,恢復了廣州的對外貿易。額爾金、葛羅等人本來打算北上與清廷談判,卻遭到直隸總督譚廷襄一再拖延
(張連興則說「英、法兩國故意挑剔,談判破裂」)。英法聯軍於是在 1858 年 4 月向北推進,攻打大沽口。
大沽口是中國北方重要的海上軍事防禦要地,保障著天津、北京等地的安全。1858 年 4 月,載有 2600 多人的英法戰艦抵達大沽口。5 月 20
日,聯軍在砲台的側面登陸。清軍發砲還擊,殺傷近百名聯軍士兵。然而,由於直隸總督譚廷襄突然棄守逃亡,砲台守軍孤立無援,300
多名清軍於是陣亡,大沽口失陷。聯軍乘勝追擊,直逼天津。6 月 26 日、27
日,清廷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與英、法等國簽訂《天津條約》,戰事至此才告一段落。
高馬可在《香港簡史》中曾有以下一段文字:
中國須賠償更多賠款,容許外交人員駐節北京,再開放十個通商口岸,並讓西方傳教士和商人進入中國內陸腹地。其後在 10
月又簽訂《通商章程善後條約》,規定對進口鴉片徵稅,實際上將鴉片貿易合法化。
這可視為對《天津條約》內容的簡單歸納,亦交代了《天津條約》簽訂後其他的善後安排。一言以蔽之,即是擴大英、法等國在華的政治和商業利益。
不過,戰事並未有因《天津條約》的簽署而結束。1859 年 6 月 20
日,英、法等國的公使抵達大沽口,向清廷提出換約。清廷以大沽口並未完全修復為理由,要求公使們改往北塘登陸,卻遭到拒絕。聯軍強攻大沽炮台,清軍奮力死守,激戰一晝夜,聯軍死傷近
500 人,多艘戰艦被擊沉,英國海軍司令賀布 (Sir James Hope,又譯何伯) 也身負重傷。聯軍被迫折返上海。
次年 2
月,英法聯軍經過休養生息之後,東山再起。清廷以蒙古親王僧格林沁所率領的騎兵應戰,全軍覆沒。聯軍馬驅直進,攻陷北京,火燒圓明園。咸豐皇帝北走熱河,僅留下恭親王奕訴負責收拾殘局。在俄國公使調停下,清廷於是在
10 月與英、法兩國簽訂《北京條約》,以作為《天津條約》的補充。
《北京條約》的主要內容包括:
(1) 清廷把九龍半島南部 (今香港「界限街」以南) 和位於香港島以西的小島昂船洲割讓給英國。
(2) 增開天津為商埠。
(3) 清廷對英、法兩國的賠款增至 800 萬兩。
其中,(1) 對香港可謂意義重大。自此以後,港英政府的管治範圍不再局限於香港島,而擴展至「界限街」以南地區。這意味著香港邊界的進一步拓展。
又按照張連興所言,早在《北京條約》簽署前 (1860 年 3 月),英領事巴夏禮已誘迫兩廣總督勞崇光 (已故哲學家勞思光先生的高祖)
簽署《勞崇光與巴夏禮協定》,強租九龍,年租銀 500 兩。倘若張氏所言非虛,此處反映兩個事實:
第一,清廷在《北京條約》中同意割讓九龍,更多是受制於現實已然形成的局面,非故意將九龍放棄也。
第二,英國一早已有意將勢力延伸至九龍半島南部,否則巴夏禮根本不需強租九龍。
姑勿論如何,《北京條約》簽訂後,港英政府旋即在九龍半島的新邊界上設置矮矮的鐵絲網。當年鐵絲網的所在地,就是今天「界限街」的位置了。
「界限街」(Boundary Street) 原名「界限線」(Boundary Line、Old Frontier
Line)。據資料記載,「界限線」原本不是一條街道,而是一座小山。後來,由於香港耕地不足,小山被夷平。今天我們看見的「界限街」,是到了 1934
年才興建而成的。
港英政府當時又規定「界限線」的開關時間為每天早上 6 時至黃昏日落為止。這個安排直至 1898 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簽訂後才宣告取消。
時至今日,「界限街」依然發揮一定的影響力,區分著不同的地域 / 社會經濟區域,例如:
A. 「界限街」是新、舊九龍 (「新九龍」指「界限街」以北至「獅子山」之南的土地,包括觀塘區、黃大仙區、九龍城區等) 的分界線。
B. 港鐵東鐵線以西的一段「界限街」是油尖旺區、深水埗區的分界線,該段「界限街」以北屬於深水埗區,以南則屬於油尖旺區。
C. 「界限街」中段是豪宅區,居住者大多是中產階層;西面則是深水埗及大角咀,居住者大多是中下階層、新移民。
這些區分又往往造成香港市民在生活方式和政見上的不同。
香港今天出現大大小小的分歧,這可說是由來有自,並非一朝一夕所造成。當然,分歧不必然走向對立、撕裂。對立、撕裂一旦出現,除了歷史因素的影響外,更重要還在於統治者無法
/ 不願調解各方的矛盾、衝突 (港英政府在疏導各方分歧的表現上相對比較優勝,港共政府則不然,這可能和中共喜歡透過激化矛盾以解決管治問題有關)。
最後,補充一點,清廷正式割讓九龍半島南部、昂船洲予英國時,寶靈已經卸任「香港總督」一職,改由羅便臣接任。
[主要參考資料]
1.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2.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