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械劫案於香港已甚少發生。前保安局局長李少光表示，昨晚的案件只屬個別事件，這講法未嘗沒有道理。但問題是：何以香港平靜多年以後，今天竟再度出現持械行劫案件？筆者認為，這與「雨傘革命」後「差佬」角色的轉變有密切關係。
「雨傘革命」進行期間，「差佬」早已淪為港共政府的維穩工具，無復作為正義的代表。他們的敵人，自此不再是打家劫舍的匪徒，而是爭取「我要真普選」的手無寸鐵的市民。三大佔領區被強行清場後，革命之火漸向民間蔓延。先有「鳩嗚團」的竄擾，後有上水、屯門、沙田、元朗等地發起「反水貨走私大行動」，聲勢日益浩大。儘管左派報章大肆批評組織者在搞「港獨」、「分離主義」，這無疑反證港共、中共政權之無計可施、憂心忡忡 (這和 689 高調批評《香港民族論》的心態如出一轍，純粹出於一種畏懼和憂慮)。港共政府面對不斷升溫的民憤，無法作出有效的疏導，只好採取消極、防範的手段，以作應對，包括：
(1) 多派「差佬」駐守容易發生事故的地點。
(2) 延長「差佬」的工作時間。
可是，「差佬」本來就不習慣駐守某一地方，他們過往只是象徵式地巡邏而已。又「差佬」現在需要時刻懷有「如臨大敵」的心態，且免不了遭受群眾指罵，其內心承受的壓力之大，大家可想而知。加上工作時間長，以致身心俱疲。人手不足，卻集中駐守某幾個「重點」地方，其他地方的治安往往難以被兼顧。而集中打壓政治異見人士，對普通劫案的追查、跟進少不免有所缺漏，匪徒因此有持械犯案的機會。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成員、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涂謹申推測「尖沙咀械劫案」之所以發生，乃由於：警方近年積極監察政治活動，可能減少了監察毒品及防止罪案的資源。這算是點出了問題所在，但說得並不清楚。仔細言之，應該是：「差佬」淪為政治維穩工具，與民為敵，逐漸忽略了「撲滅罪行」、「保障所有香港市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的重要。而這一種轉變，又多少和港共政府不信任市民、對市民處處防範有關。
當一個政府無法運用有效的政策消解民怨，只知啟動國家機器，對人民處處防制，其注定不能繼續維持管治。秦朝歷二世而亡，隋享祚僅三十八年，元朝入主中原只有八十九年，這些都是歷史上可鑑的「前車」。
又民怨作為管治的大患，不在於它有足夠力量傾覆某一政權，而在於它會衍生出不同類型的問題，以折損某一政權的壽命。
「尖沙咀械劫案」的發生，某程度上揭示港共政府的管治已然失效。假如港共政府冥頑不靈，一仍舊貫，其注定難逃滅亡的厄運！這是非常清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