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忠直、敢諫的宦官並不多見，高力士可謂其中之一。
玄宗即位初期，高力士曾向玄宗進諫「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協助釋除姚崇、玄宗之間的誤會。
姚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上仰視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邪？」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為元之道上語，元之乃喜。聞者皆服上識君人之體。（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
我們可說，促進君臣之正常互動、推動良好的政治發展，這其實是高力士的一種功能、作用 (後人每對此加以忽略，這其實對高力士不太公平)。
可惜的是，李林甫柄政後，玄宗之為人、性情漸變。其對李林甫的高度信任，致使力士稍進逆耳之言，玄宗皆面現不悅之色。
（天寶三載，公元七四四年，十二月）初，上自東都還，李林甫知上厭巡幸，乃與牛仙客謀增近道粟賦及和糴以實關中。數年，蓄積稍豐。上從容謂高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五）
力士本為奴才，無什麼風骨氣節可言。眼見主上不喜歡聽自己的提醒，自己閉口不說就是了。慢慢地，高力士遂成為純粹的宦官，不復有提醒皇帝修正錯失、澄清政治的作用了。
力士頓首自陳：「臣狂疾，發妄言，罪當死！」上乃為力士置酒，左右皆呼萬歲。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五）
高力士的沉默，除了反映著天寶的政治生態不同於開元外，亦展示著玄宗必須對唐代由盛轉衰負上責任。遙想太宗當年苦求諫言而不可得，卒成就「貞觀之治」；今玄宗竟置力士之諫言於不理。唐之衰落，焉沒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