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元四年 (即公元七一六年) 十二月，宋璟出任宰相。
宋璟善於選用合適的人才擔任不同官職，且敢於犯顏直諫，賞罰分明。
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積；刑賞無私，敢犯顏正諫。（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玄宗對於宋璟，甚為敬畏。宋璟的提醒，玄宗多樂於聽從。
上甚敬憚之，雖不合意，亦曲從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初，上微時，與太常卿姜皎親善。及誅竇懷貞等，皎預有功。由是寵遇群臣莫及，常出入臥內，與后妃連榻宴飲，賞賜不可勝紀。弟晦，亦以皎故累遷吏部侍郎。宋璟言皎兄弟權寵太盛，非所以安之，上亦以為然。秋，七月，庚子，以晦為宗正卿，因下制曰：「西漢諸將，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以優閒自保。皎宜放歸田園，散官、勳、封皆如故。」（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這好比唐太宗之敬畏、聽從魏徵。
宋璟又和蘇頲交好，頲遇事多讓於璟。璟每論事，頲必從旁協助。
璟與蘇頲相得甚厚，頲遇事多讓於璟，璟每論事則頲為之助。璟嘗謂人曰：「吾與蘇氏父子皆同居相府，僕射寬厚，誠為國器，然獻可替否，吏事精敏，則黃門過其父矣。」（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和姚崇完全重視實際的政治果效不同，宋璟的言論、處事風格頗帶有儒家的色彩。
儒家重視人的心術。郝靈荃得默啜可汗的首級，以此求唐室賞賜，宋璟恐怕予以厚賞將令「好事者競生心徼倖」，其於是建議玄宗「逾年始授郎將」，靈荃因此鬱鬱而終。
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為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慟哭而死。（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儒家又重視宗廟祭祀、三年之喪。宋璟於是以「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當時玄宗之父親唐睿宗剛離世)
諫止玄宗幸東都，其竟絲毫未有考慮當時關中缺乏糧食、百官已經準備起行等問題 (姚崇對此反有所見，這是姚崇政治家的性格使然)。
春，正月，癸卯，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時上將幸東都，以問宋璟、蘇頲，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災異為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且王者以四海為家，陛下以關中不稔
(案：『稔』指禾穀豐收)
幸東都，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應遷神主於太極殿，更修太廟，如期自行耳。」上大喜，從之，賜崇絹二百匹。己酉，上行享禮於太極殿，命姚崇五日一朝，仍入閣供奉，恩禮更厚，有大政輒訪焉。右散騎常侍褚無量上言：「隋文帝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取苻氏舊材以立太廟乎？此特諛臣之言耳。願陛下克謹天戒，訥忠諫，遠諂諛。」上弗聽。（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又儒家重視成就德行的主體、通五經以致用。宋璟要求玄宗於朝堂之上赦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又以《詩經》中的《國風》為典範，制作諸皇子之名及國邑之號。這更明白反映宋璟的思想取態。
辛亥，行幸東都。達崤谷，道隘不治；上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宋璟諫曰：「陛下方事巡幸，今以此罪二臣，臣恐將來民受其弊。」上遽命釋之。璟曰：「陛下罪之，以臣言而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罪朝堂而後赦之。」上從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上命宋璟、蘇頲為諸皇子制名及國邑之號，又令別制一佳名及佳號進之。璟等上言：「七子均養，著於《國風》。今臣等所制名號各三十餘，輒混同以進，以彰陛下覆燾無偏之德。」上甚善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我們可以說，姚崇跡近於法家，宋璟則近於經世派的儒家。
由於宋璟深受儒家思想薰陶，其於是主張「復古更化」，提出恢復貞觀時期之舊制，事在開元五年 (公元七一七年) 九月。
九月，中書、門下省及侍中皆復舊名。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於正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為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坐前屏左右密奏，監奏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群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得互相彈奏，率以險詖相傾覆。及宋璟為相，欲復貞觀之政，戊申，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他又不好阿諛奉迎之舉。這由其反對廣州吏民為自己立遺愛碑、批評山人范知璿可見。
廣州吏民為宋璟立遺愛碑。璟上言：「臣在州無它異跡，今以臣光寵，成彼謅諛；欲革此風，望自臣始，請敕下禁止。」上從之。於是它州皆不敢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有薦山人范知璿文學者，並獻其所為文，宋璟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佞諛。山人當極言讜議，豈宜偷合苟容！文章若高，自宜從選舉求試，不可別奏。」（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對於玄宗略微有失之處，宋璟亦積極進言，以作提醒。
（開元七年，公元七一九年）夏，四月，壬午，開府儀同三司祁公王仁皎薨。其子駙馬都尉守一請用竇孝諶例，築墳高五丈二尺；上許之。宋璟、蘇頲固爭，以為：「準令，一品墳高一丈九尺，其陪陵者高出三丈而已。竇太尉墳，議者頗譏其高大，當時無人極言其失，豈可今日復踵而為之！昔太宗嫁女，資送過於長公主，魏徵進諫，太宗既用其言，文德皇后亦賞之，豈若韋庶人崇其父墳，號曰酆陵，以自速其禍乎！夫以后父之尊，欲高大其墳，何足為難！而臣等再三進言者，蓋欲成中宮之美耳。況今日所為，當傳無窮，永以為法，可不慎乎！」上悅曰：「朕每欲正身率下，況於妻子，何敢私之！然此乃人所難言，卿能固守典禮，以成朕美，垂法將來，誠所望也。」賜璟、頲帛四百匹。（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開元七年，公元七一九年）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上素服以俟變，徹樂減膳，命中書、門下察系囚，賑饑乏，勸農功。辛卯，宋璟等奏曰：「陛下勤恤人隱，此誠蒼生之福。然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所謂修德也。君子恥言浮於行，苟推至誠以行之，不必數下制書也。」（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公私分明、不以私害公，更是宋璟處事的基本方針。
（開元七年，公元七一九年，十一月）上以岐山令王仁琛，藩邸故吏，墨敕令與五品官。宋璟奏：「故舊恩私，則有大例，除官資歷，非無公道。仁琛曏緣舊恩，已獲優改，今若再蒙超獎，遂於諸人不類；又是后族，須杜輿言。乞下吏部檢勘，苟無負犯，於格應留，請依資稍優注擬。」從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選人宋元超於吏部自言侍中璟之叔父，冀得優假。璟聞之，牒吏部云：「元超，璟之三從叔，常在洛城，不多參見。既不敢緣尊輒隱，又不願以私害公。向者無言，自依大例，既有聲聽，事須矯枉；請放。」（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寧王憲奏選人薛嗣先請授微官，事下中書、門下。璟奏：「嗣先兩選齋郎，雖非灼然應留，以懿親之故，固應微假官資。在景龍中，常有墨敕處分，謂之斜封。自大明臨御，茲事杜絕，行一賞，命一官，必是緣功與才，皆歷中書、門下。至公之道，唯聖能行。嗣先幸預姻戚，不為屈法，許臣等商量，望付吏部知，不出正敕。」從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值得一提的是，對於官場積弊，宋璟亦勇於革除。
（開元七年，公元七一九年，十一月）先是，朝集使往往繼貨入京師，及春將還，多遷官；宋璟奏一切勒還，以革其弊。（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司馬光於《通鑑》中曾論姚崇、宋璟曰：
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遮。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這番議論可算是極平正、極客觀。
尤有進者，溫公續道：
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歎曰：「欲知古，問高群，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缺政矣。」（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溫公這番話透露出兩個重點：
第一，開元年間，玄宗對宰相的態度甚為優禮。天寶以後，宰相雖得玄宗寵信，其所得的禮遇卻日益卑薄。
第二，開元年間，宰相多認真和其他官員溝通、合作，處理各項政務。其又兼重歷史文化、政治經濟兩方面知識的應用。天寶年間，宰相一人獨大，其多以阿諛奉迎、建立黨羽為務，不再細心斟酌政事的處理。
細心思量，這兩點又非各自獨立，而是互相扣連，唐之由盛轉衰，關鍵正在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