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元之治」乃唐代繼「貞觀之治」以後另一盛世。它的出現，固然是出自玄宗及其臣下的努力，但早在進入「開元」之前，治世的跡象已經顯露。
睿宗仍然在位的時候，其已經嚴格規定二十五歲為投軍從伍的最低年齡，五十五歲以後得免兵役。
壬辰，令天下百姓二十五入軍，五十五免。（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
這其實是人道意識、精神的表現。
解琬又被起用為朔方大總管，裁減戍兵十萬人，節省軍費開支。
己巳，以右御史大夫解琬為朔方大總管。琬考按三城戍兵，奏減十萬人。（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
對於農業，睿宗高度重視。
戊子，幸滻東，耕籍田。（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
睿宗傳位給太子李隆基之後，又要求隆基巡視邊境，西自河、隴，東及燕、薊，選將練卒。
（先天元年，公元七一二年十一月）上皇誥遣皇帝巡邊，西自河、隴，東及燕、薊，選將練卒。甲午，以幽州都督宋璟為左軍大總管，并州長史薛訥為中軍大總管，朔方大總管，兵部尚書郭元振為右軍大總管。（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
這一方面固然是為了防範太平公主，但另一方面更是為了重振西北、東北邊防。
十一月，乙酉，奚、契丹二萬騎寇漁陽，幽州都督宋璟閉城不出，虜大掠而去。（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
玄宗繼位後，其基本上沒有違背父親的意願，人道意識更加顯露。
（先天二年，公元七一三年）春，正月，乙亥，誥：「衛士自今二十五入軍，五十免；羽林飛騎並以衛士簡補。」（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
楊相如上疏直言，玄宗極為欣賞。
晉陵尉楊相如上疏言時政，其略曰：「煬帝自恃自強，不憂時政，雖制敕交行，而聲實舛謬，言同堯、舜，跡如桀、紂，舉天下之大，一擲而棄之。」又曰：「隋氏縱欲而亡，太宗抑欲而昌，願陛下詳擇之！」又曰：「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佞邪，然忠正者常疏，佞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身而不寤者，何哉？誠由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順指，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疏之所以分也。明主則不然。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佞邪，則太宗太平之業，將何遠哉！」又曰「夫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陛下方興崇至德，大布新政，請一切除去碎密，不察小過。小過不察則無煩苛，大罪不漏則止姦慝，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則善矣。」上覽而善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
嚴挺之的直言敢諫，亦被玄宗加許。
庚申，敕以嚴挺之忠直宣示百官，厚賞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
二月，庚子夜，開門然燈，又追作去年大酺，大合伎樂。上皇與上御門樓臨觀，或以夜繼晝，凡月餘。左拾遺華陰嚴挺之上疏諫，以為：「酺者因人所利，合醵為歡。今乃損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非所以光聖德美風化也。」乃止。（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
尤有進者，玄宗能做到「不違農時」。
先是，修大明宮未畢，夏，五月，庚寅，敕以農務方勤，罷之以待閒月。（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
對於軍容不整，玄宗也極為在意，有時甚至過分嚴厲。
己亥，上幸新豐；癸卯，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旌旗連亙五十餘里。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於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跪於馬前諫曰：「元振有大功於社稷，不可殺。」乃流新州。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以其制軍禮不肅故也。上始欲立威，亦無殺紹之意，金吾衛將軍李邈遽宣敕斬之。上尋罷邈官，廢棄終身。（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
只有薛訥、解琬，深得玄宗賞識。
時二大臣得罪，諸軍多震懾失次，惟左軍節度薛訥、朔方道大總管解琬二軍不動，上遣輕騎召之，皆不得入其陳。上深歎美，慰勉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
選用政治人才方面，玄宗重用姚元之。元之後來復名姚崇。
甲辰，獵於渭川。上欲以同州刺史姚元之為相，張說疾之，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上不納。又使殿中監姜皎言於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上問為誰，皎曰：「姚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也，汝何得面欺，罪當死！」皎叩頭首服，上即遣中使召元之詣行在。既至，上方獵，引見，即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
元之吏事明敏，三為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默記。上初即位，勵精為治，每事訪於元之。元之應答如響，同僚皆唯諾而已，故上專委任之。元之請抑權幸，愛爵賞，納諫諍，卻貢獻，不與群臣褻狎；上皆納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
姚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上仰視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邪？」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為元之道上語，元之乃喜。聞者皆服上識君人之體。（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
壬寅，以姚元之兼紫微令。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
張九齡。
左拾遺曲江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為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諂躁，進純厚，其略曰：「任人當才，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向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又曰：「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元之嘉納其言。（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
張九齡得到姚元之極力推薦，玄宗因此對他十分信任，加以重用。
其他如劉幽求、張說，亦得到玄宗的重用。可惜的是，張說與姚元之不和。
十一月，乙丑，劉幽求兼侍中。（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
甲辰，獵於渭川。上欲以同州刺史姚元之為相，張說疾之，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上不納。又使殿中監姜皎言於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上問為誰，皎曰：「姚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也，汝何得面欺，罪當死！」皎叩頭首服，上即遣中使召元之詣行在。既至，上方獵，引見，即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
為令朝政穩定，玄宗最後外調張說出任相州刺史。其原來職務由黃門侍郎盧懷慎擔任。另外，劉幽求亦被罷為太子少保，相信是和張說的事情有關。
姚崇即為相，紫微令張說懼，乃潛詣岐王申款。他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為輔臣，而密乘車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癸丑，說左遷相州刺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劉幽求亦罷為太子少保。甲寅，以黃門侍郎盧懷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
王琚本來深得玄宗寵信，但由於他被群臣進言曰「王琚權譎縱橫之才，可與之定禍亂，難與之守承平。」，玄宗於是漸漸疏遠他。
中書侍郎王琚為上所親厚，群臣莫及。每進見，侍笑語，逮夜方出。或時休沐，往往遣中使召之。或言於上曰：「王琚權譎縱橫之才，可與之定禍亂，難與之守承平。」上由是浸疏之。是月，命琚兼御史大夫，按行北邊諸軍。（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
用人唯賢，善納諫言，這在玄宗的行事作風上也可看到。
玄宗又曾告戒京畿縣令善養黎民百姓，實現「以民為本」的施政理念。
冬，十月，辛卯，引見京畿縣令，戒以歲饑惠養黎元之意。（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
對外方面，沙陀族的朱邪金山派遣使者入貢，時為先天元年，即公元七一二年十月，辛酉。
辛酉，沙陀金山遣使入貢。沙陀者，處月之別種也，姓硃邪氏。（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
「沙陀」原是西突厥的一部，又名「處月」。由於他們遊牧於現今新疆準噶爾盆地東南一帶，而當地有大沙丘，他們因此被稱為「沙陀」。
「沙陀」人的姓氏原本為「硃邪」，亦稱「朱邪」。唐代末年，由於朱邪赤心鎮壓龐勛起兵有功，被賜姓名為李國昌。黃巢起事，李國昌之子李克用利用手上的沙陀騎兵打平黃巢，被朝廷封為河東節度使，坐鎮太原（今山西太原）。其後來更與宣武節度使朱全忠（坐鎮汴梁，今河南開封）逐鹿中原，其子李存勖最後消滅朱氏建立的後梁，成立沙陀人的第一個中原政權：後唐（以洛陽為首都）。
後唐乃五代的第二個王朝，而五代的第三、四個王朝，即後晉、後漢，其創立者亦和李克用的河東軍團有密切關係。後晉的創立者石敬瑭，他原本為後唐明宗李嗣源的女婿，而李嗣源正是李克用的其中一個養子，李存勖的義兄。又後漢的建立者劉知遠，他原本是李嗣源、石敬瑭的部下，後晉亡國前，知遠坐鎮太原（河東軍團的根據地），與沙陀騎兵關係密切。
直至後漢亡國，後周（由漢人郭威建立）建立，沙陀人才因騎兵戰鬥力轉弱而喪失其在中原的影響力。沙陀人對中國中古史的影響，可謂深遠，其實肇始於朱邪金山擔任沙陀首領的時期。
返回正題，除了沙陀，吐蕃亦遣大臣來求和。
甲午，吐蕃遣其大臣來求和。（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
玄宗又委任大祚榮為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以其所部為忽汗州，令祚榮兼任都督。
初，高麗既亡，其別種大祚榮徙居營州。及李盡忠反，祚榮與靺鞨乞四北羽聚眾東走，阻險自固。盡忠死，武后使將軍李楷固討其餘黨。楷固擊乞四北羽，斬之，引兵逾天門嶺，逼祚榮。祚榮逆戰，楷固大敗，僅以身免。祚榮遂帥其眾東據東牟山，築城居之。祚榮驍勇善戰，高麗、靺鞨之人稍稍歸之，地方二千里，戶十餘萬，勝兵數萬人，自稱振國王，附於突厥。時奚、契丹皆叛，道路阻絕，武后不能討。中宗即位，遣侍御史張行岌招慰之，祚榮遣子入侍。至是，以祚榮為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以其所部為忽汗州，令祚榮兼都督。（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
東北地區得以安定。
雖然，玄宗寵信宦官高力士，下開唐代宦官專權的弊端。
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天後雖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時，嬖倖猥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上在籓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為太子，奏為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浸多，衣緋、紫至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
但細觀高力士的言行，其與唐代以後的宦官如李輔國、程元振、馬元贄等明顯有分別。
姚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上仰視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邪？」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為元之道上語，元之乃喜。聞者皆服上識君人之體。（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
宦官能夠憑著忠心直言進諫，並調和君主、大臣之間的矛盾、衝突，在國史上，只怕唯有高力士能做到。
如是，宦官專權的惡夢，明顯未為玄宗考慮到，它乃玄宗寵信高力士的「意外效果」。
總括而言，我們可以說，「開元之治」乃睿宗、玄宗兩代合力經營、締造的結果。失去了任何一人的努力，「開元之治」是怎樣也不會出現的。
還有，補充一點，曾經得到睿宗稱讚的李日知，其先後任職侍中、刑部尚書。先天元年（壬子，公元七一二年）十二月，日知退休。
辛卯，以李日知守侍中。（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
十二月，刑部尚書李日知請致仕。（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
日知為官，每「不行捶撻」，不使用嚴刑，而以「動之以情」的方式感化違法者。其因此深得吏民的愛戴。
日知在官，不行捶撻而事集。刑部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日知怒，索杖，集群吏，欲捶之；既而謂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撩李日知嗔，受李日知杖，不得比於人，妻子亦將棄汝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脫有稽失，眾共謫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