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慶二年（丁巳，公元六五七年）年初，高宗即行幸洛陽。
閏月，壬寅，上行幸洛陽。（資治通鑑卷二百）
二月，辛酉，車駕至洛陽宮。（資治通鑑卷二百）
高宗又立皇子李顯（與武皇后所生）為周王，徙雍王素節（與蕭淑妃所生）為郇王。
庚午，立皇子顯為周王。壬申，徙雍王素節為郇王。（資治通鑑卷二百）
官員任命上，褚遂良進一步被貶，而李義府反居於中央之宰相職位。
三月，甲辰，以潭州都督褚遂良為桂州都督。（資治通鑑卷二百）
癸丑，以李義府兼中書令。（資治通鑑卷二百）
高宗又改變自即位以來每日視事之習慣。
夏，五月，丙申，上幸明德宮避暑。上自即位，每日視事；庚子，宰相奏天下無虞，請隔日視事；許之。（資治通鑑卷二百）
武后及其黨羽因而更有機會把持朝政。
在站穩腳步後，武皇后即展開清除「關隴集團」大臣之行動。顯慶二年七月，武皇后命許敬宗、李義府，誣奏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結果，韓瑗被貶為振州刺史，來濟被貶為台州刺史，二人終身不得聽聞朝中政事。至於褚遂良，其復被貶為愛州刺史。
許敬宗、李義府希皇后旨，誣奏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桂州都督，欲以為外援。八月，丁卯，瑗坐貶振州刺史，濟貶台州刺史，終身不聽朝覲。又貶褚遂良為愛州刺史。（資治通鑑卷二百）
遂良被貶愛州後，曾上表高宗自陳往日功績，惜遂良處境終無絲毫改易。
遂良至愛州，上表自陳：「往者濮王、承乾交爭之際，臣不顧死亡，歸心陛下。時岑文本、劉洎奏稱『承乾惡狀已彰，身在別所，其於東宮，不可少時虛曠，請且遣濮王往居東宮。』臣又抗言固爭，皆陛下所見。卒與無忌等四人共定大策。及先朝大漸，獨臣與無忌同受遺詔。陛下在草土之辰，不勝哀慟，臣以社稷寬譬，陛下手抱臣頸。臣與無忌區處眾事，咸無廢闕，數日之間，內外寧謐。力小任重，動罹愆過，螻蟻餘齒，乞陛下哀憐。」表奏，不省。（資治通鑑卷二百）
其實，高宗此時極有可能已不復斷事，政事全由武后及其黨羽處理。遂良上表，極言自身功勞，此在高宗看來固可生起其惻隱之感，但倘若所上之表落入武后手中，此表根本不可發揮任何作用。而觀乎後來遂良之際遇，我們可以推知高宗根本未有看過此表。進一步說，高宗此時其實已被架空了。
武后成為實際的政治決策者，其於是不斷提拔自己信賴的大臣。
辛未，以禮部尚書許敬宗為侍中，兼度支尚書杜正倫為兼中書令。（資治通鑑卷二百）
高宗又以洛陽宮為東都，此自然也是為武后設想。
丁卯，以洛陽宮為東都，洛州官吏員品並如雍州。（資治通鑑卷二百）
唯有一「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禮拜」，頗有貞觀時期太宗尊重儒學之影子。
是歲，詔：「自今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禮拜，所司明有法制禁斷。」（資治通鑑卷二百）
但和貞觀之情況相比，顯慶年間政府之施政明顯更為艱難。銓選制度之漸生流弊即其中一例。
以吏部侍郎劉祥道為黃門侍郎，仍知吏部選事。祥道以為：「今選司取士傷濫，每年入流之數，過一千四百，雜色入流，曾不銓簡。即日內外文武官一品至九品，凡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約准三十年，則萬三千餘人略盡矣。若年別入流者五百人，足充所須之數。望有釐革。」既而杜正倫亦言入流人太多。上命正倫與祥道詳議，而大臣憚於改作，事遂寢。祥道，杜甫之子也。（資治通鑑卷二百）
我們可說，武后之摧毀「關隴集團」，雖可為自己在中央建立穩固的影響力，但是，伴隨而來的，卻是一連串政治、社會等問題之挑戰，需待武后及其黨羽加以處理、解決。武后欲在宮中如履平地，只怕不可徒靠摧毀「關隴集團」可以解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