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在政治方面的表現，首當談及其處事之大公無私。
武德九年（丙戌，公元六二六年），宗室淮安王李神通曾以自己舉兵關西，首應義旗，自翊其功當高於房玄齡，杜如晦等文官。然而，太宗卻終未對之加以額外的授勳及獎賞，由此可見太宗之不徇私、不偏倚。
己酉，上面定勳臣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敘卿等勳賞或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勳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不止對待宗室，即使是秦府舊人，太宗亦不輕易加以重用。
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宮、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太宗既不用人唯親，那麼，他用人的標準在哪裡呢？答曰：唯才是用，不問出身。
魏徵原為已故太子李建成之舊部，但因其有才幹，太宗遂對之加以重用。
上厲精求治，數引魏徵入臥內，訪以得失；征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魏徵曾對「中男雖未十八，其軀幹壯大者，亦可並點」的問題加以勸諫，又批評官員「以為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征督如故」、太宗詔令（「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和敕令（「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為始」的）的不一致。太宗對魏徵能直言極諫，深感欣賞，其更稱「今卿論國家大體，誠盡其精要」。
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軀幹壯大者，亦可並點。」上從之。敕出，魏徵固執以為不可，不肯署敕，至於數四。上怒，召而讓之曰：「中男壯大者，乃奸民詐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執至此！」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眾多。陛下取其壯健，以道御之，足以無敵於天下，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無欺詐。』今即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朕何為失信？」對曰：「陛下初即位，下詔云：『逋負官物，悉令蠲免。』有司以為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征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為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既而繼有敕云：『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為始。』散還之後，方復更征，百姓固已不能無怪。今既徵得物，復點為兵，何謂來年為始乎！又，陛下所與共治天下者在於守宰，居常簡閱，咸以委之；至於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為治乎！」上悅曰：「向者朕以卿固執，疑卿不達政事，今卿論國家大體，誠盡其精要。夫號令不信，則民不知所從，天下何由而治乎？朕過深矣！」乃不點中男，賜征金甕一。（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魏徵又令太宗不費兵卒而可使嶺南歸附。
嶺南酋長馮盎、談殿等迭相攻擊，久未入朝，諸州奏稱盎反，前後以十數；上命將軍藺謨等發江、嶺數十州兵討之。魏徵諫曰：「中國初定，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盎反狀未成，未宜動眾。」上曰：「告者道路不絕，何云反狀未成？」對曰：「盎若反，必分兵據險，攻掠州縣。今告者已數年，而兵不出境，此不反明矣。諸州既疑其反，陛下又不遣使鎮撫，彼畏死，故不敢入朝。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彼喜於免禍，可不煩兵而服。」上乃罷兵。冬，十月，乙酉，遣員外散騎侍郎李公掩持節慰諭之，盎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令我發一介之使，而嶺表遂安，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賜征絹五百匹。（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雖然，魏徵曾被人誣告「私其親戚」，但太宗令御史大夫溫彥博加以調查，並無發現。
或告右丞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太宗後來召魏徵入朝。期間，魏徵「臣聞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以及「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一番說話，令太宗大為悅服。太宗自此能真誠地對待臣民，魏徵貢獻不少。
彥博言於上曰：「征不存形跡，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彥博讓征，且曰：「自今宜存形跡。」它日，征入見，言於上曰：「臣聞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跡，則國之興喪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上瞿然曰：「吾已悔之。」征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上曰：「忠、良有以異乎？」對曰：「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逄、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賜絹五百匹。（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除了魏徵，太宗又重用張玄素，向他問及為政之道，且擢升他為侍御史。
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名，召見，問以政道，對曰：「隋主好自專庶務，不任群臣；群臣恐懼，唯知稟受奉行而已，莫之敢違。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謹擇群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以施刑賞，何憂不治！又，臣觀隋末亂離，其欲爭天下者不過十餘人而已，其餘皆保鄉黨、全妻子，以待有道而歸之耳。乃知百姓好亂者亦鮮，但人主不能安之耳。」上善其言，擢為侍御史。（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傅奕曾在「玄武門之變」前說過「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一語，差點令太宗失去性命。可是，太宗即位後，卻不計前嫌，曰「凡有天變，卿宜盡言皆如此，勿以前事為懲也」。其更深許傅奕辟佛之立場。
上召傅奕，賜之食，謂曰：「汝前所奏，幾為吾禍。然凡有天變，卿宜盡言皆如此，勿以前事為懲也。」上嘗謂奕曰：「佛之為教，玄妙可師，卿何獨不悟其理？」對曰：「佛乃胡中桀黠，誑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飾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上頗然之。（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有一崔仁師，以平恕治獄聞名。
青州有謀反者，州縣逮捕支黨，收系滿獄，詔殿中侍御史安喜崔仁師覆按之。仁師至，悉脫去杻械，與飲食湯沐，寬慰之，止坐其魁首十餘人，餘皆釋之。還報，敕使將往決之。大理少卿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人情誰不貪生，恐見徒侶得免，未肯甘心，深為足下憂之。」仁師曰：「凡治獄當以平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冤而不為伸邪！萬一暗短，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伏伽慚而退。及敕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事無枉濫，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辭者。（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戴冑為人正直，被太宗擢升為大理少卿。
上以兵部郎中戴冑忠清公直，擢為大理少卿。（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當時，選人任官每有「詐冒資廕」的流弊，太宗敕令「詐冒資廕」者自首，不首者死。不久，有「詐冒資廕」之事被揭發，太宗下令將有關人等處死。然而，戴冑諫曰「據法應流」。太宗初不接受，及後戴胄詳加解釋，太宗終「忍小忿」而存國家之法之不可違。自此，太宗對戴胄益加信用。
上以選人多詐冒資廕，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冑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而既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冑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湧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太宗用人頗有識見。此在他說「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 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可見。
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慚而退。（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貞觀三年（己丑、公元六二九年）二月，太宗又以房玄齡為左僕射，杜如晦為右僕射，以尚書右丞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
二月，戊寅，以房玄齡為左僕射，杜如晦為右僕射，以尚書右丞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太宗雖對房玄齡、杜如晦委以重任，但他卻極能體恤二人之辛勞，下令「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此亦是太宗真誠為臣下設想之一表現）。
丁巳，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房玄齡擅長政治、文學，用法寬厚，聞人有善，如己有之，其又不好把自己的意見強加在客觀的事情上，只求對事情作合理、準確的分析。然而，在選賢任能上，玄齡不及杜如晦。
玄齡明達吏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與杜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另外，玄齡善於謀劃，如晦則能夠決斷。二人合作，房謀杜斷，終於成就貞觀一朝之治世。
至於台閣規模，皆二人所定。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者，推房、杜焉。（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貞觀三年（己丑、公元六二九年）十二月癸末，右僕射杜如晦以疾遜位。太宗於是以溫彥博為中書令，王珪為侍中；戴冑為戶部尚書，參預朝政；蕭瑀為御史大夫，與宰臣參議朝政。
癸未，右僕射杜如晦以疾遜位，上許之。（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以御史大夫溫彥博為中書令，守侍中王珪為侍中；守戶部尚書戴冑為戶部尚書，參預朝政；太常少卿蕭瑀為御史大夫，與宰臣參議朝政。（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其他被太宗重用之大臣包括李靖，以及後來之侯君集。
（貞觀四年）甲寅，詔以兵部尚書李靖為右僕射。靖性沈厚，每與時宰參議，恂恂似不能言。（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冬，十一月，壬辰，以右衛大將軍侯君集為兵部尚書，參議朝政。（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其次，太宗勤於政事，勵精圖治。
武德九年十二月，太宗曾向裴寂談及，其對於大臣之上書，多「粘之屋壁」，以便「出入省覽」。其又常思為政之道以至深夜。太宗希望，臣下亦可勤奮盡職，作為他有力的左右手。
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業，副朕此意。」（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貞觀元年三月，太宗下令五品以上的京官，需輪流值宿中書省內，以備問民間疾苦、政事得失。
壬申，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遍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政事得失。（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太宗又把地方官員（如都督、刺史）之名字及政績記於宮內的屏風上，坐臥觀之，以作為黜陟升降的標準。另外，他命五品以上官員嚴格挑選可為縣令之人才。
（貞觀二年十二月）上曰：「為朕養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於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外五品已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張蘊古上《大寶箴》，極論為君致治之道。太宗有感於其助自己思考為政之道，於是「賜以束帛，除大理丞」。
前幽州記室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其略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台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沒沒而暗，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上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其三，太宗施政多本「不忍人之心」，其因此多出惠澤人民之善政。
民部尚書裴矩曾上奏，要求太宗對遭受突厥暴踐的戶口，各自給絹一匹，以作安撫。然而，太宗認為，戶有大小，各戶口給絹一匹的做法，或對某些戶口起不了撫恤的作用。其因此主張「計口為率」。太宗這做法，顯然出自他的「不忍之心」。
甲申，民部尚書裴矩奏「民遭突厥暴踐者，請戶給絹一匹。」上曰：「朕以誠信御下，不欲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有大小，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計口為率。（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太宗又與長孫無忌等議定律令，減輕刑罰。其改「絞刑五十條」為「加役流，流三千里，居作三年」。
上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等與學士、法官更議定律令，寬絞刑五十條為斷右趾，上猶嫌其慘，曰：「肉刑廢已久，宜有以易之。」蜀王法曹參軍裴弘獻請改為加役流，流三千里，居作三年；詔從之。（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對於執行死刑，太宗更是極不願意。此也是仁心展露之一表現。
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古刑人，君為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為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百司斷獄，唯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丁亥，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眾。其五覆奏者，以決前一二日，至決日又三覆奏；唯犯惡逆者一覆奏而已。（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太宗對死囚予以寬仁，死囚終樂於依法領死。
（貞觀六年）辛未，帝親錄系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四）
（貞觀七年）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四）
對於數為唐室外患之獠族，太宗亦不忍趕盡殺絕，竇軌奏稱獠反，請發兵討之，太宗不許。
十二月，己巳，益州大都督竇軌奏稱獠反，請發兵討之。上曰：「獠依阻山林，時出鼠竊，乃其常俗；牧守苟能撫以恩信，自然帥服，安可輕動干戈，漁獵其民，比之禽獸，豈為民父母之意邪！」竟不許。（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貞觀元年，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曾受人絹匹，事洩。可是，太宗卻未對之加以嚴懲，反於其「殿庭賜絹數十匹」，太宗這樣做的目的乃在使順德切己自反，自知愧疚。
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饋絹，事覺，上曰：「順德果能有益國家，朕與之共有府庫耳，何至貪冒如是乎！」猶惜其有功，不之罪，但於殿庭賜絹數十匹。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赦，奈何復賜之絹？」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太宗待臣下以仁厚，此亦和他懷著「不忍人之心」施政有關。
後世學者有質疑太宗之「不忍人之心」，而以為太宗心術不正者。可是，觀乎《通鑑》所記，太宗之不忍乃隨處展露，俯拾皆是。此在他對建成、元吉之既往不咎上尤能彰顯。
（武德九年十月）詔追封故太子建成為息王，謚曰隱；齊王元吉為剌王，以禮改葬。葬日，上哭之於宜秋門，甚哀。魏徵、王珪表請陪送至墓所，上許之，命宮府舊僚皆送葬。（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倘太宗心術不正，不懷有不忍之心，其何嘗會於「葬日......哭之於宜秋門，甚哀」？由其對待曾是自己敵手的兄弟以真情實感，可見太宗確實內懷不忍之心。此也正是他和隋煬帝之一大不同處。
另外，太宗對臣下也不願使詐，這也可證太宗為人之重視真情流露。
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為誰？」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群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自法家思想流行以來，歷代君主多尚法術，不重真情、惻隱之心。太宗卻來了個大逆轉，強調君主當以真誠的態度對待臣民，不可「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倘若太宗為人真的心術不正，其可說出此番話乎？
其四，太宗善納諫言，且常常鼓勵大臣直言進諫。
太宗為了打擊朝中之貪污風氣，曾暗使左右向臣下施以賄賂，中計者則殺之。結果，一門令史受絹一匹，太宗正打算把他處死時，裴矩諫阻。結果，太宗終未將犯罪者處死，且向五品以上官員稱許裴矩之行為。
上患吏多受賕，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召文武五品已上告之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面從，倘每事皆然，何憂不治！」（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值得一提的是，裴矩對太宗勸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而太宗聽從。由此可見太宗深受儒家思想影響，且極力落實儒家之政治理想。
太宗又令得杜淹願效死命，極力進諫。
淹薦刑部員外郎邸懷道，上問其行能，對曰：「煬帝將幸江都，召百官問行留之計，懷道為吏部主事，獨言不可。臣親見之。」上曰：「卿稱懷道為是，何為自不正諫？」對曰：「臣爾日不居重任，又知諫不從，徒死無益。」上曰：「卿知煬帝不可諫，何為立其朝？既立其朝，何得不諫？卿仕隋，容可云位卑；後仕王世充，尊顯矣，何得亦不諫？」對曰：「臣於世充非不諫，但不從耳。」上曰：「世充若賢而納諫，不應亡國；若暴而拒諫，卿何得免禍？」淹不能對。上曰：「今日可謂尊任矣，可以諫未？」對曰：「願盡死。」上笑。（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並且接納孫伏伽之諫言，少為騎射，以及免司農之罪。
上好騎射，孫伏伽諫，以為：「天子居則九門，行則警蹕，非欲苟自尊嚴，乃為社稷生民之計也。陛下好自走馬射的以娛悅近臣，此乃少年為諸王時所為，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後世，臣竊為陛下不取。」上悅。未幾，以伏伽為諫議大夫。（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貞觀十四年）尚書左丞韋悰句司農木橦價貴於民間，奏其隱沒。上召大理卿孫伏伽書司農罪。伏伽曰：「司農無罪。」上怪，問其故，對曰：「只為官橦貴，所以私橦賤。向使官橦賤，私橦無由賤矣。但見司農識大體，不知其過也。」上悟，屢稱其善；顧謂韋悰曰：「卿識用不逮伏伽遠矣。」（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五）
太宗鼓勵臣下進諫亦見於以下兩條文字中。
上神采英毅，群臣進見者，皆失舉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弒，世基等亦誅。公輩宜用此為戒，事有得失，無毋盡言！」（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上謂侍臣曰：「向者突厥之強，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它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為令群臣願意進諫，太宗於貞觀七年開始，又改用溫色待臣下。
上問魏徵曰：「群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司奏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群臣辭色愈溫，嘗曰：「煬帝多猜忌，臨朝對群臣多不語。朕則不然，與群臣相親如一體耳。」（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四）
李乾祐、張行成皆曾勸諫太宗，而為太宗所接納。
鄃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長安李乾祐諫曰：「法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獨有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上悅，免仁軌死，以乾祐為侍御史。（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上嘗語及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御史義豐張行成跪奏曰：「天子以四海為家，不當有東西之異；恐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賜之。自是每有大政，常使預議。（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又有一執失思力，原為頡利可汗之使者。頡利敗亡後，其投靠唐室，亦曾向太宗進諫。事在貞觀五年十月。
冬，十月，丙午，上逐兔於後苑，左領軍將軍執失思力諫曰：「天命陛下為華、夷父母，奈何自輕！」上又將逐鹿，思力脫巾解帶，跪而固諫，上為之止。（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太宗接納臣下之進諫見於以下的文字。
權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訐有寵於上，由是諸大臣數被譴怒。魏徵諫曰：「萬紀等小人，不識大體，以訐為直，以讒為忠。陛下非不知其無堪，蓋取其無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耳。而萬紀等挾恩依勢，逞其奸謀，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厲俗，奈何暱奸以自損乎！」上默然，賜絹五百匹。久之，萬紀等奸狀自露，皆得罪。九月，上修仁壽宮，更命曰九成宮。又將修洛陽宮，民部尚書戴冑表諫，以「亂離甫爾，百姓凋弊，帑藏空虛，若營造不已，公私勞費，殆不能堪！」上嘉之曰：「戴冑於我非親，但以忠直體國，知無不言，故以官爵酬之耳。」久之，竟命將作大匠竇璡修洛陽宮，璡鑿池築山，雕飾華靡。上遽命毀之，免璡官。（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不只自己能善納諫言，太宗亦要求臣下接受他人的諫言。
上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君臣同受諫，方可有改進。此對施政是百利而無一害的。
貞觀十七年（癸卯，公元六四三年），太宗又提到為人臣者當「諫其漸」，換言之，即臣下當於君主稍有過失時即進諫，不可待君主犯下大錯時才進諫。
二月，壬午，上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為之』，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為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六）
以上或偏重在中央政治方面言。就地方治績上說，太宗曾下令減省州縣之數，改革自隋代以來的地方流弊。他又按照天下之地理形勢，分全國為十道。
初，隋末喪亂，豪傑並起，擁眾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帥來歸，上皇為之割置州縣以寵祿之，由是州縣之數，倍於開皇、大業之間。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二月，命大加並省，因山川形便，分為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貞觀八年（甲午，公元六三四年），太宗命李靖等十三人為諸道黜陟大使，分行天下，以視察地方官吏的政績，問及民間疾苦。
上欲分遣大臣為諸道黜陟大使，未得其人；李靖薦魏徵。上曰：「征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命靖與太常卿蕭瑀等凡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窮乏，起滯淹，俾使者所至，如朕親睹。」（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四）
鑑於地方官品位卑微，「饑寒切身，難保清白」，太宗於是聽從中書舍人高季輔的建議，「量加優給」，並教地方官以不貪，且嚴設科禁。地方官之待遇因此得到改善，間接有助改善地方政治風氣。
中書舍人高季輔上言：「外官卑品，猶未得祿，饑寒切身，難保清白，今倉廩浸實，宜量加優給，然後可責以不貪，嚴設科禁。（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四）
直至貞觀十三年，天下州府共三百五十八，縣一千五百一十一。
是歲，天下州府凡三百五十八，縣一千五百一十一。（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五）
貞觀二十年（丙午，公元六四六年）春，正月，丁丑，太宗又遣大理卿孫伏伽等二十二人巡察四方，檢劾地方官員之政績，以改善地方官員的質素。
丁丑，遣大理卿孫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刺史、縣令以下多所貶黜，其人詣闕稱冤者，前後相屬。上令褚遂良類狀以聞，上親臨決，以能進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數百千人。（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