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之後為周，是中國文化及歷史一重要之時代，孔子曰：「吾衰矣，久不復夢見周公」，又言：「其為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周乃孔子推崇之時代，實則此周非後來的東周，而是制禮作樂的西周。
周武王伐紂後，即定都鎬京，改國號周，因其首都處於日後東周之都－洛邑的西方，故稱武王之周為西周。西周建立後，主要進行的政策即為封建，此和當時之歷史環境有關，宜細述。
商原為東夷之民族，於東方佔有龐大的勢力，周則為岐西之一支，藉牧野一戰而滅商，但事實上商民的勢力仍盛，對新興王朝言，這無疑構成威脅。所以，如何消去商人之勢而加強周室的力量，此為周初處理之一困難。另外，當時仍是以部落共主制為主，周武王之為共主，只是各部落間共同尊此為一領袖，故如何維持他們的持續尊崇，這又是一大難題。而戰後功臣之分封也有其必要，以令其日後更為王室盡忠。這三大處境，促成西周第一次封建。
西周第一次封建為武王主持，主要分四方面。
首先，封周王室子弟於東方各地，以收制壓商人東方力量及屏藩王室之功。其次，封紂子武庚於殷，再封霍叔、管叔、蔡叔於四圍，予以監視，以減殷民之不滿情緒之餘，仍不致危及周室統治。其三，伐紂有功之大臣如周公旦封於魯、召公奭封於燕、姜太公呂尚封於齊等，以作獎賞，也能加強西周於東方勢力之效果。其四，封黃帝、堯、舜等後代，以承「興滅國，繼絕世」的精神。
從上述的封建大要，可見第一次封建旨在加強西周在東方的力量（見一、三），同時削弱殷民的反抗（見二），完全對應當時之歷史處境。於此，或要補充一下封武庚及黃帝諸人的歷史意義。
凡政治決策多涉及多於一個考慮點，如既想削弱他方以強己方，又想後代可為此而傳頌己之政等。同理，封武庚除了是令殷民不致反抗外，某程度上也是使國人感受到新君之寬容大方，有收買人心之效。而封黃帝諸人除了是收買人心外，武王內心多少又想望其子孫日後也可得被賜予此待遇。這裡的深意是玄遠的，再試述如下：
徐復觀曾言周公征三監（稍後提到）時帶有強烈的憂患意識，為周公兄之武王，在進行一次封建時，其必然亦想及日後有一天若周亦如商被革命，周之子孫當如何，此不是妄自菲薄，乃是憂患意識使然。而答案顯然又非只求子孫生命安全之被保障，必求日後之為君者待其子孫優禮有嘉，但如何可令日後之君如此待我之子孫，即我現在作一榜樣對待前朝之後代矣。整條脈絡是清晰的，亦符合復觀之評周，孔子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可謂是周武封各先王後代之另一因。
然而，武王的封建是否可達預期目的呢？透過後來之三監之亂，吾人知其有著重大之缺陷。
先述第一次封建後之概況，武王死，其子成王立，年幼，命周公旦攝政，霍、管、蔡等人，稱三監不服，遂聯合武庚及殷遺民起兵作亂，周公親自征伐，終將亂事平息，再而重新分封，為第二次封建。
這段史事，後代多不以為意，或只說周公英明，或說武王之錯信他人，或說對殷民過於仁慈。這不是沒有道理，但問題癥結不在此，癥結在於血緣關係是否有助鞏固王室上。
周武之第一次封建，無疑是想用宗室血緣子弟加強周於東方的勢力，這是含有對血緣關係的極度尊信。這亦合符中國的社會基礎，中國一向以宗族作本位，即宗法社會，其對和己有血緣之人必對與己無血緣之人更親更信，這是有其社會背景的。
可是，信和我有血緣關係之人不害我是一事，其實則是否如此又是令一事，周武之封三監及宗室，多少是出於信，但他卻不黯血緣關係事實上不是一穩固王室之好方法，它實隨時因利益計量而令宗室有反朝廷之心，三監之亂，某程度上即是一警號，提醒血緣的不可持以鞏固王室。
不幸的是，周公平亂後，仍沒對此問題加以重視，反更加強血緣關係穩定國家之政，這即使問題更陷複雜難解。
茲述周公平亂後第二次封建之要旨，共五點：首先，封其子伯禽於魯，太公子丁公於齊，又封康叔（周之宗室）於衛，旨在加強對東方之控制。其次，封唐叔於晉，控制黃河至殷之間的要道。其三，封殷後代微子啟於宋，保存殷祀，以示不亡前人之後，但則加封曹、滕、息、蔣、蔡五國（皆是周之宗室），形成半月型包圍圈監視之。其四，將燕遷於薊丘，鞏固北邊。其五，將殷頑民移至洛邑，稱成周，作長期及嚴密監視控制。
不難發現其除了大削殷民之勢外，其餘和武王之原旨無大異，深信血緣之不叛王室，仍為此次封建體現的精神。
不過，周公是否完全注意不到血緣的不可信，這又不然，由其封建後即制禮作樂可見。
制禮，是要確立正確的名份，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形罰不中，形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這皆是承周公制禮之本意。
如上言，血緣乃不易鞏固王室而更可能趨於叛亂，如何可加強血緣有助鞏固王室的穩定性？周公即採強調名份，知天子之為天子，臣之為臣，又知天子之與我本屬同一宗族，其輩份又如何，這必令受封在外之宗室自願服從周天子而不敢起叛逆之心，叛逆不起，國家自定。但這其實是相向的關係，各宗室之重正確名份及行應有之義務，一先決條件必為周天子也重正確名份及義務，這可以說是以身作則，但更重要是確保各宗室重名份後確能得天子重名份的對己重視。
故此，我們可簡言周公之法在以禮鞏固血緣治國的可能，而此方式之可行最基礎則基於周天子之以身作則。若周天子重正確名份，做適當之義務，此即國治，否則隨時有亂事起。
這法孰優孰劣？在符合當時宗法社會之精神言，這是優秀的；它也提供天子憑一己之力成就德行之機會，大學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天子亦要修身，修道德之行，而行恰當的為君之道也是修身一部份，於此可見制禮對天子亦有好處。但就政權之堅穩言，以禮鞏固血緣治國終非有效令國家少叛亂多穩定之法，宗室仍可因血緣之日漸疏遠而不再對天子有極大的尊重，（觀三監隔一代即生異心可見），而天子一旦失德，這也造成口實給宗室作亂，故這就政權穩固說不是一好辦法。
可惜，此缺陷不為後人所見，又或君主多對血緣有情意結，後世如西漢白馬之誓、西晉武帝之大封宗室等，皆可說是西周封建的再現，終至七國及八王之亂，血緣關係能否拱衛國家，這實值一大深思。
除禮之外，周公又用樂，其實禮樂皆有教化作用，以助改易民風，有助統治。禮樂的設立及其背後的意義，後來逐步演化，遂成為中國文化的主要核心，有別於異族。孔子又曰：「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能集禮樂的外族也能成中國人，禮樂成為判定某人是否中國人一標準，影響深遠。
大體第二次封建內容即如此，配上制禮作樂，此亦成周公之一大事業。
於此，宜說一些和封建無關，但和中國文化有關之事。當武王興兵伐紂時，商有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武王不理，終在牧野之戰大敗商軍，滅亡商朝。西周立，伯夷叔齊卻沒臣服於武王，反餓死首陽之山，義不食周粟。因此事，孔子稱二人為「古之仁人」，司馬遷另開《伯夷叔齊列傳》，予二人高度讚揚，唐韓愈亦有《伯夷頌》。由此反映中國人之重道德氣節，且以道德氣節之有無為評價古人之標準。
總言之，西周兩次封建皆以宗室加強王室於東方之勢力，又配以禮樂，以防止宗室之易叛，但這終不是有效鞏固政權之一法，從日後西周之趨分裂，以及日後採用封建之朝代皆生內亂，可見其流弊之所在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