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雖為一胡化漢人，其對國史的教訓卻有深刻的認識及反省。
貞觀元年六月，他曾和侍臣論周、秦修短。
戊申，上與侍臣論周、秦修短，蕭瑀對曰：「紂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人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由太宗說「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可見太宗史識之卓。
太宗又鑑於「三代封建而久長，秦孤立而速亡」，下令臣下商議封建之可行性。
上問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言：「三代封建而久長，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為然，於是始有封建之議。（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秦始皇建阿房宮以滿足一己之欲，終令民心怨叛。太宗汲取此教訓，雖欲營建一殿，亦不敢為之。
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樸，衣無錦繡，公私富給。（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另外，太宗以諸葛亮、高熲之大公無私，鼓勵朝中大臣「為政莫若至公」。
上謂房玄齡等曰：「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夷，亮卒而立、嚴皆悲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熲為隋相，公平識治體，隋之興亡，系熲之存沒。朕既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賢相也。」（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結果，貞觀一代朝臣多能和衷共濟，甚少相互傾軋。
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請令御史就司檢校。」上以問封德彝，對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若遍歷諸司，搜括疵纇，太為煩碎。」淹默然。上問淹：「何故不復論執？」對曰：「天下之務，當盡至公，善則從之。德彝所言，真得大體，臣誠心服，不敢遂非。」上悅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復何憂！」（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太宗作為一有胡族血統之漢人，其不免有過分暴怒的時候（此乃胡人本有之性格）。然而，由於他深受國史傳統的影響及薰陶，其多能對自己過分的行為有所反省、改善。
交州都督遂安公壽以貪得罪，上以瀛州刺史盧祖尚才兼文武，廉平公直，征入朝，諭以「交趾久不得人，須卿鎮撫。」祖尚拜謝而出，既而悔之，辭以舊疾。上遣杜如晦等諭旨曰：「匹夫猶敦然諾，奈何既許朕而復悔之！」祖尚固辭。戊子，上復引見，諭之，祖尚固執不可。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為政！」命斬於朝堂，尋悔之。他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何如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有前青州長史魏愷使於梁還，除光州長史，不肯行，楊遵彥奏之。文宣怒，召而責之。愷曰：『文宣顧謂遵彥曰：『其言有理，卿赦之。』此其所長也。」上曰：「然。向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為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廕。（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太宗雖因過分暴躁而錯殺了瀛州刺史盧祖尚。可是，他能受著北齊文宣帝「事理屈則從之」之事跡之影響，對自己不當之行為加以覺醒、改過。國史之教訓，對成就太宗作為一聖君，可謂有著極大的影響。
對於有隋一代之歷史教訓，太宗更加予以高度的關注、重視。
太宗曾批評隋文帝在開皇十四年不開倉賑災的做法為不當。
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開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廩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其對於文帝之表現亦有評價，曰「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群臣。」
乙丑，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群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己意。」（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太宗又以隋煬帝為師，不學其「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
戊子，上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集》，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鄧世隆上表請收集太宗之文章，太宗亦不許。此也是煬帝之教訓使然。
（貞觀十二年）三月，辛亥，著作佐郎鄧世隆表請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為不朽。若其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集行於世，何救於亡！為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遂不許。（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五）
由於太宗重視歷史所帶來的教訓，其因此特別注意國史之寫作、撰述。
玄齡監修國史，上語之曰：「比見《漢書》載《子虛》、《上林賦》，浮華無用。其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當載之。」（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太宗認為，國史當如實記載一切史料，不可只記浮華無用之文辭。此可謂一真見識，將文學、史學之模糊界限區分開來。
其又不再堅持修洛陽宮以備巡幸。
乙卯，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以為：「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昔漢高祖納婁敬之說，自洛陽遷長安，豈非洛陽之地不及關中之形勝邪！景帝用晁錯之言而七國構禍，陛下今處突厥於中國，突厥之親，何如七國；豈得不先為憂，而宮室可遽興，乘輿可輕動哉！臣見隋氏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為輪，則戛摩火出，乃鑄鐵為轂，行一二里，鐵彀輒破，別使數百人繼鐵彀隨而易之，盡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用數十萬功，則其餘可知矣。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耳。」上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為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彩二百匹。（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直至晚歲遠征高麗，太宗仍在鄴城親自撰文以祭魏太祖（即曹操），此見他一生洗脫不掉國史留下之印記。
癸亥，上至鄴，自為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