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方面，太宗積極搜求書籍，加以整理，「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另外，他又精選虞世南、姚思廉、歐陽詢等，以本官兼學士的形式，隔日值宿於弘文殿內。太宗每乘聽朝之隙，引他們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
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罷。（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太宗更把三品以上官員的子孫安排進入弘文館，成為館內學生。
又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和一般武將出身的君主不同，太宗極度推崇文化，以為文、武當並重，其不主張「文不及武」。
（貞觀元年）丁亥，上宴群臣，奏《秦王破陣樂》。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豈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德彝頓首謝。（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太宗對於有德行的人，亦極為重視、注意。
有一晉陵劉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當面責之，不加隱瞞。太宗賞識其為人，願其作為天下之表率，於是下詔征之，惜未能成功。
隋秘書監晉陵劉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責之。李百藥常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是歲，有詔征之，辭以母老，不至。（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太宗又命祖孝孫與張文收共同斟酌南北音聲，定立新樂。
太常少卿祖孝孫以為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詔協律郎張文收與孝孫同修定。六月，乙酉，孝孫等奏新樂。（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不過，太宗反對音樂可導致政治狀況之興衰。其只以音樂作為人心憂樂之反映，為人之情感抒發之方式。
上曰：「禮樂者，蓋聖人緣情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為公奏之，公豈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貞觀十四年，太宗復修訂曆法、禮之儀文。
十一月，甲子朔，冬至，上祀南郊。時《戊寅歷》以癸亥為朔，宣義郎李淳風表稱：「古歷分日起於子半，今歲甲子朔冬至，而故太史令傅仁均減餘稍多，子初為朔，遂差三刻，用乖天正，請更加考定。」眾議以仁均定朔微差，淳風推校精密，請如淳風議，從之。（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五）
丁卯，禮官奏請加高祖父母服齊衰五月，嫡子婦服期，嫂、叔、弟妻、夫兄、舅皆服小功；從之。（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五）
後人有以李唐重視佛、老，但細觀太宗之言論、施政，其心中似更重視儒家思想，而貶抑佛、老。
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為戒。朕所好者，唯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貞觀五年）春，正月，詔僧、尼、道士致拜父母。（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又，密王元曉等皆陛下之弟，比見帝子拜諸叔，叔皆答拜，紊亂昭穆，宜訓之以禮。」書奏，上善之。（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四）
（貞觀十一年三月）房玄齡、魏徵上所定《新禮》一百三十八篇；丙午，詔行之。（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四）
孔穎達乃唐初一經生，太宗對之甚為賞識。
乙酉，上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亦然。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故《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蒞眾。』若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深善其言。（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貞觀十四年（庚子，公元六四零年）二月，丁丑，太宗幸國子監，且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
二月，丁丑，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祭酒以下至諸生高第帛有差。（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五）
太宗又大征天下名儒為學官，使之講論於國子監，學生能明一經以上者皆得補官。
是時上大征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大經已上皆得補官。（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五）
增設學校、增加學生名額，此乃太宗一朝之常事。當時四方學者雲集京師，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文教風氣之鼎盛，古今無兩。
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五）
鑑於五經師說之多門，章句之繁雜，太宗於是命孔穎達與諸儒編纂《五經正義》，作為科舉考試中「明經」科之考試內容。此書可謂折衷、斟酌兩漢以來對五經之注疏於一爐。
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五）
太宗更廣求近世名儒皇甫侃、褚仲都，熊安生、沈重，沈文阿、周弘正、張譏，何妥、劉炫等的子孫，加以引用。
乙未，詔求近世名儒梁皇甫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何妥、劉炫等子孫以聞，當加引擢。（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五）
貞觀十五年（辛丑，公元六四一年）四月，太宗又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偽頗多，命太常博士呂才與諸術士刊定可行者，凡四十七卷。
上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偽尤多，命太常博士呂才與諸術士刊定可行者，凡四十七卷。己酉，書成，上之；才皆為之敘，質以經史。其敘《宅經》，以為：「近世巫覡妄分五姓，如張、王為商，武、庾為羽，似取諧韻；至於以柳為宮，以趙為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複姓數字，莫辨征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敘《祿命》，以為：「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壽夭更異。按魯莊公法應貧賤，又尪弱短陋，惟得長壽；秦始皇法無官爵，縱得祿，少奴婢，為人無始有終；漢武帝、後魏孝文帝皆法無官爵；宋武帝祿與命並當空亡，唯宜長子，雖有次子，法當早夭；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敘《葬》，以為：「《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蓋以窀穸既終，永安體魄，而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為一事失所，禍及死生。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葬書以為子孫富貴、貧賤、壽夭，皆因卜葬所致。夫子文為令尹而三已，柳下惠為士師而三黜，計其丘隴，未嘗改移。而野俗無識，妖巫妄言，遂於擗踴之際，擇葬地而希官爵；荼毒之秋，選葬時而規財利。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為甚！」術士皆惡其言，而識者皆以為確論。（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五）
貞觀十九年（乙巳，公元六四五年）二月，丁巳，太宗詔謚殷商之太師比干為忠列。其尊重商之忠臣，亦即尊重中國文化的一種表現。
丁巳，詔謚殷太師比干曰忠列，所司封其墓，春秋祠以少牢，給隨近五戶供灑掃。（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七）
風俗方面，太宗極力反對迷信。武德九年，太宗下詔「民間不得妄立妖祠」。其又禁絕一切雜亂無稽的占術。
詔：「民間不得妄立妖祠。自非卜筮正術，其餘雜占，悉從禁絕。」（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另外，對於祥瑞之獲得，太宗亦不以為然。
（貞觀二年九月）上曰：「比見群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治乎！」丁未，詔：「自今大瑞聽表聞，自外諸瑞，申所司而已。」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常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有劉恭者，頸有「勝」字，自云「當勝天下」，被捕入獄。可是，太宗卻未有因此而將之正法，反而說「若天將興之，非朕所能除；若無天命，『勝』文何為！」，並將劉恭釋放。
（貞觀三年）三月，己酉，上錄系囚。有劉恭者，頸有「勝」文，自云「當勝天下」，坐是系獄。上曰：「若天將興之，非朕所能除；若無天命，『勝』文何為！」乃釋之。（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辰日本來不宜哭泣，但太宗仍然不顧禁忌，為張公謹之死而哀慟痛哭。事在貞觀六年四月。
夏，四月，辛卯，襄州都督鄒襄公張公謹卒。明日，上出次發哀。有司奏，辰日忌哭。上曰：「君之於臣，猶父子也，情發於衷，安避辰日！」遂哭之。（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四）
大體而言，太宗乃是把持著其人文精神、人文意識來破除一切迷信、禁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