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以下是五代，五代後是北宋。北宋的中央政制承襲北朝歷隋唐的三省制，卻有一些地方作了極大的改動，這和其經歷過五代的紛亂，力圖避免重犯昔日錯誤有關，亦涉及太祖的心理。
宋代的中央政制分中書門下、樞密院、三司 (戶部、度支、鹽鐵)，中書門下掌政務，樞密掌軍事，三司理財 (統稱「二府三司」)。很明顯，和唐代的中書、門下、尚書三省相比，中書、門下被合併為一。這並無大不妥，不妥在於以往中書門下宰相有極大的權力，至宋代則被削弱，宋代中書門下的首長所掌握的權力遠不及唐代的中書令等。
當然，這和宋代皇權漸漲有關。
須知內外朝、皇相權之爭一直存在於中國歷代中央政制中，唐宋時也不例外。唐太宗多次言要殺魏徵這田舍翁，正反映出三省制下，皇相權間的衝突仍然存在。而唐太宗最終沒有把魏徵殺害，亦表現出唐代基本上是皇權尊重著相權，不強要相權屈服其下。
可是，宋代則不同。由君主要求臣下「站對」起，皇帝似乎有意展示給外廷看他擁有較高的地位，一定程度上迫使臣下屈服，作為外廷首席人物的宰相，自然亦不能再擁有和皇權相等之權力，而必須有所制約，成為皇權的臣服者。此亦可以視為中國由開明專制走至君主獨裁的先聲，宋太祖開其端，而完成於明太祖。
故此，宋的中書門下雖管政務，卻權力不大，皇帝的意向較多起決定性作用。
至於樞密院，首長為樞密使，不過，此職卻非由武人充任，而由文人。這是基於對唐末五代武將專擅的恐懼，為防新政權再被武人篡奪，宋太祖遂令文人掌軍事。
不過，文人不懂軍事，如何執掌？問題正出於此，事實上，宋代因文人掌軍事而造成軍事失利的事情極多，貽誤戰機、誤作進攻時常發生，又加上輕武政策，各兵卒皆須於臉上刺字，對武人是極大的恥辱，上無能而下無力，連埸敗北遂由此起。
所以，宋的樞密院可免軍人干政，卻為日後軍事積弱留下伏筆。
三司的設置是比較成功的，各路設轉運使，將各地稅款收歸中央，確能把唐末五代稅收不入中央之流弊革除，財政基礎穩固，對新生的宋代而言是有利的 (當然，隨著宋向遼、夏求和，加上其內部冗員冗兵過多，優勢已漸漸消失。可是，此非制度本身的問題，而是支出過多不能抵銷)。
宋代中央政制還有一重要部份，下迄明代仍承襲著，即是臺諫。宋代有諫院，明代稱都察院，同以對百官彈劾為其主要任務，而只是對皇帝一人負責。
所謂彈劾，如果是一理性的彈劾，彈劾者必須以事論事，不能公報私仇，亦不可偽造他人罪名以交差 (此處牽涉教育及人格培養，可見施行困難)。彈劾能保障官員各盡本分，故有不少人採用。
宋代的臺諫，原意是保障百官各盡職責，但由於後來皇帝有「寧可諫錯，不可不諫」的指示，不諫失職，諫錯可免，諫官進諫時遂不再客觀論事，而是任意取官員一些小錯 / 偽造錯誤以交差，伴隨而來的影響是百官做事時變得畏首畏尾，以免動輒犯錯而被諫，尢有甚者更得過且過，敷衍塞責，政治效率下降。
有謂宋代臺諫是失敗的，可是，宋代臺諫之失，實非臺諫施行的原意之失，而是臺諫的預備工作未完備，加上不明諫諍是重質不重量，妄迫諫官作臺諫造成的。
總言之，宋之中央政制已不同於隋唐，少了開明，多了弊病。臺諫也是宋中央政制的一部份，但因預備工作不足，皇帝又強迫諫官進諫，否則失職，臺諫的彈劾終失原意而成為交差作業，此種交差也令百官因循，政治效率受損。
宋代積弱，一部份是由中央政制的缺陷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