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譽文學博士勞榮瑋 (勞思光) 教授讚辭＞有
一九四六年高中畢業，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受業於胡適、賀麟、湯用彤等名學者。
關子尹 (勞門三大弟子之一，其餘二人為張燦輝、劉國英) 為老師撰文作介紹，提到：
1946 年高中畢業，先肄業北京大學哲學系，就學於胡適、賀麟、湯用彤等前賢 (＜勞思光院士簡介＞)。
與讚辭同。近日讀＜聞殷海光去職，慨然有作＞附識，竊以為從中可窺知勞思光在何處受到胡適影響，比對徐復觀紀念殷海光的文字，尤其見出勞思光與當代新儒家漸行漸遠的原因。
＜聞殷海光去職，慨然有作＞在 1966 年發表於《展望》11 期 3。當時台灣大學受到國民黨的政治壓力，對殷海光解聘。殷待在家裡，一舉一動皆受到特務監視。勞有見於此，遂賦詩抒發內心感受。附識全文如下：
最近大陸鬧「文化大革命」，天翻地覆，真正已到了「焚書」的地步；而台灣也開始「整肅知議份子」，與大陸相比，彷彿似之，所以首句有「依稀」字樣。殷海光原是湖北人，自台灣自由中國半月刊被查封後，便鬱鬱不得意。約二十年前，殷為國民黨黨報 (中央日報) 主筆，在徐畔會戰時，曾寫一社論，痛陳時弊，使國民黨當局為之震驚，殷也幾乎遇禍。這是殷成名之始，故有「折檻」之語。殷近年在台灣聲名日高，但就學問而論，則殷之學不足以稱其名；而且時常意氣用事，下筆不免罵人，缺乏學人客觀冷靜的風度。我向來不以此人為真能治學者。但殷雖不免「曲學」之譏，卻決不「阿世」。多年其作品皆以「反極權」為主，自有其可愛處；故詩中明說此意。又殷之真正特色，在於文章有感染力，有真實感情在。這對於一個學人說，也許是一個反面條件，但就文論文則此種才情也是不可多得的。而竟不容於台灣，真使人覺轉台灣太「黑暗」了。
我寫這首詩，是在聽說殷被解聘的那天晚上；原是自己抒感之作。雖給二三友好看過，我本來無意發表。茲以司馬璐先生來函，勸我以殷事為題寫點東西，而我文思久滯，實在不想寫，不得已以此塞責。一首詩當然很難把我想說的意思全包含進去，但也有一點好處，就是寫詩時本不一定發表，便可以無虛飾之語；不像寫文章時，總要顧慮到許多東西，不能夠講自己的真實感想。這一點如果不錯，則友人們看了我這首詩，或許比看我一篇專論，更能了解我對這一類事的態度，也就不必再勸我寫文章了。
丙午中秋後二日光識。
扼要言之，勞思光肯定殷海光的道德人格，在言論上堅決「反極權」，對抗威權的蔣介石政府。不過，對於殷的學問造詣及水平，勞則頗為不屑，理由是殷「時常意氣用事，下筆不免罵人，缺乏學人客觀冷靜的風度」。他還據此譏諷殷「曲學」。
撇開殷海光聽到勞思光「曲學而不阿世」的評語大動肝火 (李敖憶述「勞思光最後批評殷海光，說他曲學而不阿世，殷海光很氣，跟我痛駡勞思光，說此人頭腦欠清」，見＜回憶殷海光＞) 不論，在《中國文化的展望》中，殷明明清楚提到自己的學術歸宿：
千回百折，我的運思和為學，分析到底層，是受這三個條件的主導：
第一，現代邏輯的工作者所說的邏輯。
第二，自休謨 (D. Hume) 以降的經驗論者所說的經驗論以及美國實用主義者所說的實用之結合。
第三，必要時，價值觀念，尤其是道德價值觀念。
當代研究殷海光的學者特別看重他與「批判思考」的關係，陳瑞麟說：
殷海光的獨特性在於：當他把「邏輯實證論」的一些觀念與思想應用到政治與文化場域時，把所應用的「邏輯實證論」改造成「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殷海光並沒有使用「批判思考」這個名詞，他使用「正確思想」。但是他所謂的「正確思想」不是指內容，而是指思考的態度與方法，即「批判思考」。這個方法的評準 (標準) 只有二個：邏輯與經驗。前者正是使用日常語言的「非形式邏輯」，後者是指根據現實經驗的合理推論。這兩個「評準」和「批判思考」在政治上的精彩應用，明白地顯示出殷海光的政治遠見之深與準。(＜如果殷海光先生還在 – 回顧一甲子前的思想遺產＞)
勞思光用「時常意氣用事，下筆不免罵人，缺乏學人客觀冷靜的風度」一筆抹殺殷海光的學問 (英美經驗論及邏輯實證論)，這完全是不公道的，純屬主觀偏見。
可是，話分兩頭，勞氏評語反映其對學人做學問有一基本要求，即：治學必須保持客觀冷靜，寫文章決不可夾雜主觀的感情和意氣，更不應罵人。此一基本要求，非常弔詭地，竟與胡適訓勉中學生的異常一致，在 1952 年 12 月 27 日的演講中，胡適說：
和，就是不要發脾氣，不要武斷。要虛心，要和和平平。什麼叫做虛心？腦筋不存成見，不以成見來觀察事，不以成見來對待人。就作學問來說：要以心平氣和的態度來作化學、數學、歷史、地理，並以心平氣和的態度來學語文。無論對事、對人、對物、對問題、對真理，完全是虛心的，這叫做和。(＜中學生的修養與擇業＞)
勞思光雖批評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無哲學，二人的治學態度卻出奇地相似。他們不容許學問與個人情感沾邊，自然是看到個人情感容易造成偏蔽，對個人情感根本不信任，視之為非理性。
偏偏當代新儒家唐君毅、徐復觀、牟宗三視情感中亦寓有理性，勞於是和三人有不可彌縫的理論分歧。在＜民國初年的學風與我學哲學的經過＞，唐君毅說：
就是說，有些時候是個人的情感；譬如當時我父親離開，離別當然是主觀的情感，但是主觀的情感也可以一下子普遍化的，就是我經驗到這個東西，不是我推論出來的。當時我是覺得我一下子想到古往今來的人無數的離別，一下子個人的離別的悲哀變成了古往今來所有的離別的悲哀，當然這古往今來一切人我並不曉得是誰，而我這種情感有多大，我也不曉得。但這個是真的東西！一個既是情又是理的「東西」！我的哲學中，宇宙也好，人生也好，最後的東西是什麽呢？是一個又是情又是理的東西，不是情、理兩個，情的普遍化是理，理的具體化是情。
牟宗三直接稱情理合一者為「內容真理」(《中國哲學十九講》)。至於徐復觀，＜對殷海光先生的憶念＞：
其次，我和海光，都是不很信邪的人。對於任何刺眼的東西，有興趣的話，便會把眼睛睜得大大地正視一番。對於有趣的學問，說闖就闖。任何學術權威，都要看看他的成色，秤秤他的分量。可惜我中年失學，而海光死得太早。就我們的性格，在中國任何空間，都是不容易生存的，除非民主政體眞正實現以後。我能活到今天，海光能以癌症而死，都是由僥倖而來的大幸。海光抱著此一大幸，好好地「與造物者為人」，逍遙在另一世界吧！
他基本上欣賞殷將學問與生命性情連成一線。反而對勞思光「『萬般皆下品，惟有哲學高』，而哲學中又只有講觀念論的最高的氣概」不以為然，更批評他「以『最高理性』反共才有其妥當性，必然性」注定失敗 (＜「民主政治價值之衡定」讀後感＞)。
一認情不是理 (此為勞思光師承胡適處)，一認情中有理，漸行漸遠實在無可奈何。吳汝鈞《苦痛現象學：我在苦痛中成長》有以下一段：
又有一次 (這是聽回來的)，崇基哲學系一個高年級女生去找牟先生，表示要讀研究院，跟他學習。牟先生竟不客氣地說：「你把勞先生的那一套東西拋掉，我便教你。」倘若牟先生真的這樣說，真是太過份了。那個同學也反感起來，結果沒有考讀研究院。
明乎彼此理論分歧，「砍掉重練」的要求是有必要性，並不算過份。吳氏出身勞思光門下，又與唐、牟等往來，竟不知中間底蘊，實屬可惜。
勞思光另一位北大時期的老師賀麟，撰＜近代唯心論簡釋＞，開宗明義界定心：
心有二義：(1) 心理意義的心；(2) 邏輯意義的心。邏輯的心即理，所謂「心即理也」。
高舉心的邏輯思辨與認知能力。
將情理截然二分，強調心平氣和，看不起容易罵人、情緒容易激動的學者，致使勞思光對牟宗三的「三系說」一知半解 (見《新編中國哲學史卷三上》)。教人虛心，而自己終不能虛心，因噎廢食，都算諷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