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研究中國歷史者，普遍好用實證方法，胡適「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一分史料說一分話」，為學界基本恪守。然而，實證方法畢竟為一方法，非中國歷史本身。在未來的日子，他人大可改用另一些方法治中國史，但這仍是方法，非中國史本身。直面中國史本身，其特質、獨特處、精神為何，此決非訴諸方法可以回答，而必須審視各歷史材料從何而來。
中國為何會出現官修史書、民間史書乃至各式各樣的史料筆記？請注意，這些史書和筆記，歷朝歷代都有，從未中斷過，中國堪稱歷史紀錄最為完備的國家，何解會這樣？有謂中國人文字較發達，又傾向相信借古鑑今。這些固然有其道理，但其他國家難道沒有文字？至於借古鑑今，韓非「守株待兔」早說破了，昨天有兔子撞樹不代表今天都有，過去的經驗、模式用到今日乃至未來，未必適用。功利的借古鑑今的信念其實是沒有足夠理由支持，既然如此，中國人選擇記舊人、舊事、舊物，背後可能純粹出於一份情，一份不願舊人、舊事、舊物被歲月磨走的感情。
中國人擁有豐富的感情，這是中國人的民族性，孔子稱之為「仁」。對舊人、舊事、舊物乃至舊時代的種種生活面貌心生不忍，希望用文字保留，供後代參考，於是有史書、史料筆記的出現。舉個例子，清朝初年有莊廷鑨明史獄，那部《明史》實際不是莊氏所寫，而是明朝大學士朱國禎的遺稿，由吳炎、潘檉章等人加以編輯。為何清人要修《明史》？因他們都經歷過明朝種種，亦知道滿清為一異族入主的政權，刻下承受著其侵略之不公。他們不願前明事跡被清朝統治湮沒，所以要修史，而且直呼努爾哈赤為「奴酋」、清兵為「建夷」。某種意義上，追念、保存過去便是要對抗現在的艱難和痛苦，中國歷史許多材料都是在這樣的心態下出現。
又例如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撰於抗日戰爭時期，日寇敵機狂轟，生活朝不保夕，參考書復不足，錢先生卻堅持寫下，理由很簡單，就是希望為中國人寫中國最後一本史書，盼若中國不幸戰敗覆亡，至少留給後人一本中國史書，讓後人知道中國的歷史及文明成就，激勵後人復興中國之心。此與清人修明史的心態是一貫的。徐復觀有一番說話：
我所發掘的卻是以各種方式反抗專制，緩和專制，在專制中注入若干開明因素，在專制下如何多保持一線民族生機的聖賢之心，隱逸之節，偉大史學家、文學家面對人民的嗚咽呻吟，及志士仁人、忠臣義士，在專制中所流的血與淚。因而認為在專制下的血河淚海，不激蕩出民主自由來，便永不會停止。(＜良知的迷惘：錢穆先生的史學＞)
徐氏之所以用心於思想史，也是為了讓聖賢之心、隱逸之節、文史學者的嗚咽呻吟、志士仁人及忠臣義士的血與淚得以保存，不致被歲月磨平。竊以為此正是中國歷史的精神所在。
現代人崇尚理智，憧憬未來，我們因而會寫無窮無盡的計劃書 (proposal)，不會寫史。殊不知計劃書的計劃可以出錯，最後可以被徹底否定，反不如歷史多少具有參考價值。抗戰期間，哲學家馮友蘭撰《新理學》，給書稿錢穆過目，錢先生提議馮氏考慮朱子的心性及鬼神觀，馮氏卻以發明朱子理氣觀自豪，聲稱自己治「神學」，錢氏治「鬼學」。「神」者伸也，示意哲學面向未來。「鬼」者已死，示意史學只知過去。直至今日，仍讀《新理學》者有幾人？所謂發明，實為曲解，只是用「共相—殊相」強姦朱子之理氣觀。反而錢穆的《國史大綱》，中學生多少都聽過、讀過，足證一味崇尚理智、憧憬未來，未必可取。
司馬遷在《史記・伯夷列傳》有一段「大哉問」，亦是大感嘆，他說：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中國人之所以要寫歷史，是因為現實善人總不得好報，若不筆之於書，他們的善行將永遠隱沒不彰。基於仁心惻隱，對舊人、舊事、舊物乃至舊時代不忍其消亡，遂有史書、筆記的出現。此是中國人對抗「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方式。後人讀這些作品，亦應該對作者及其所記，懷有「溫情與敬意」，只有這樣，方能把握中國歷史的真精神，實證方法、社會科學於此無能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