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昔珍薈舍虛擬中華文物館」中有對唐三彩胡人俑的介紹，其中一段是這樣的：
唐朝因安史之亂由盛轉衰，以致後來唐朝全國上下皆視胡人、胡俗為禍害， 用胡俑作為陪葬品也隨即不再盛行，這便是胡俑在唐後期墓葬中幾近消失的原因。
這段文字，與中國大陸學者高文文的文章的遣詞用字，如出一轍。
假如高氏解釋合符史實，為史學界普遍共識，尚無可爭議的地方。惟翻查關於唐代墓葬胡俑銳減的二手研究，不難發現其他學者提出截然不同的解釋，有些甚至更有文本的根據。據此，高氏的文章未必不值得商榷，「昔珍薈舍虛擬中華文物館」全面抄襲其說法，亦有欠史學上的嚴謹。
尤其不幸的是，「昔珍薈舍虛擬中華文物館」舉辦文物研習專題報告比賽，中小學教師紛紛鼓勵學生參加，學生在研習過程中若無足夠的一手史料及二手研究的鑒別、甄選能力，教師們又忙於教務及行政工作，把關不嚴，指導欠奉，莘莘學子隨時習非成是，忽略了箇中史實的部份關鍵面向。
本文嘗試指出高文文說法的由來及其局限，同時提出程玉萍、齊東方研究值得參考的地方，從而探索中晚唐墓葬胡俑銳減的較為確切的原因，以糾正視高氏說法為史實全部的錯誤見解。
安史亂後全國集體排胡，導致墓葬中胡俑數量大幅下降？
對於公元八世紀以後墓葬中的胡俑數量大幅下降，高文文在＜唐代胡人與胡俑＞中指出：
安史之亂的爆發使這種厚葬之風有所減弱，安祿山以胡亂華，使得當時的唐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將胡俗看成是災禍的象徵。因此安史之亂後唐朝全國上下皆視胡人、胡俗為禍害，用胡俑作為陪葬品也隨即不再盛行，這便是胡俑在唐後期墓葬中幾近消失的原因。
安史之亂引發排斥胡人的心理，最早由傅樂成提出，在＜唐代夷夏觀念之演變＞，他說：
安史亂後，唐室對於武人，深懷顧忌；夷夏之防，亦因而轉嚴。然一種具有悠久傳統之觀念，往往不易於短時間完全改變，故有唐後期國人之夷夏觀念，猶不若宋人之嚴，如不細心體察，即難知其真相。故歷來史家，類皆強調唐人華夷一家之精神，以說明此段時間內國人民族思想之特色，然於此種觀念之演變，則鮮有論及。實則有唐後期國人之民族思想，已較前期頗有不同，殊不應混為一談也。
傅氏借用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第五章《新樂府・上陽人》的觀察，指中晚唐人實存有深刻的夷夏觀念，換言之，排胡為當時主流價值觀。
唐代後期，唐人對異族文化，亦漸有歧視之意。玄宗時，士女多衣胡服。胡服之特徵，為窄衣短袖。安史亂後，唐人衣著已恢復舊風，改尚寬長……然胡風尚未盡滌，國人猶有椎髻赭面之習……至如韓昌黎之痛斥佛教，實亦有濃厚之夷夏觀念，存於其間也。
傅樂成的見解在榮新江手上得到進一步發展，在＜安史之亂後粟特胡人的動向＞，榮氏說：
安史亂後，一方面，唐朝出現排斥胡人的情緒，許多粟特人蒙受打擊，紛紛向河北三鎮轉移，尋求新的生存之地。大量粟特胡人遷居河北，加重了河北的胡化傾向，也增加了河北藩鎮的力量。
在安史之亂的平定過程中和以後很長一段時間裡，唐朝境內出現了對胡人的攻擊和對「胡化」的排斥。
這種對胡人厭忌心理的極端做法，就是對胡人的殺戮。
這不能不說是安史之亂後唐朝君臣對胡人的厭惡，特別是對於與安祿山、史思明同種的粟特人，恨不得殺之而後快。
這種由於對安、史以及胡人的厭惡感，逐漸形成了一種對唐朝前期胡化現象的否定，並且把這種胡化看成是安史之亂的直接原因。
大陸學者普遍接納榮氏立場，而在其上予以引伸、發揮，除了高文文，還有李其平，＜唐代胡商的社會地位考察＞有以下文字：
由於唐代社會「胡風」濃厚，社會上曾一度出現「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的「胡化」浪潮，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受到胡風的浸染，包括服飾、飲食、宮室、樂舞、繪畫、宗教、遊樂等諸多方面。在整個社會逐漸沾染「胡化」的同時，唐人逐漸認識到這種「胡化」對人們生產生活的影響和對中原主導文化的衝擊與破壞……即認為范陽羯胡之亂根源在於胡風日烈。在唐人筆記中，甚至把當時社會生活中所呈現出的具有「胡化」特點的現象稱之為「妖異」。對「胡化」的排斥和抵制，也造成了民眾心理上疏遠胡商，抵制和排斥胡商。因此，在社會上時常出現歧視胡商，或打擊胡商的現象。
在這裡，我們要問的是，安史亂後對胡人及其風俗的排斥，是不是墓葬中胡俑數量急降的唯一 (one and only one) 原因？高文文似認為是，但實情未必如此。換句話說，中晚唐胡俑數目的下跌，是有其他因素導致。
程玉萍的兩點觀察
在＜唐代絲路胡俑與喪葬制度關係蠡測 – 以兩京地區為例＞，程玉萍提及兩個被人忽略的要點，值得注意。
I. 開元二十九年的《喪葬令》限制明器隨葬數量
《唐會要》卷三十八記載：
開元二年 (公元 714 年) 六月二日敕。緣喪葬事，非崇舊德，別有處分，不得輒請官供。
程氏據此稱這是唐玄宗「縮小官供的物件範圍和朝廷支援力度，宣導個人承擔」的表示。
至開元二十九年 (公元 741 年)，唐代喪葬制度出現大變革，《喪葬令》的頒佈，可視為唐代前期與中後期喪葬制度的分水嶺。《唐會要》卷三十八：
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敕。古之送終，所尚乎儉。其明器墓田等，令於舊數內遞減。三品以上明器，先是九十事，請減至七十事。五品以上，先是七十事，請減至四十事。九品以上，先是四十事，請減至二十事。庶人先無文，請限十五事。皆以素瓦為之，不得用木及金銀銅錫。其衣不得用羅錦繡畫。其下帳不得有珍禽奇獸，魚龍化生。其園宅不得廣作院宇，多列侍從。其輀車 (喪車) 不得用金銀花，結彩為龍鳳，及垂流蘇，畫雲氣。其別敕優厚官供者，准本品數十分加三等，不得別為華飾。
此《喪葬令》一直延續至唐朝末年，並未進行大修改。令文主要是抑制厚葬之風，降低官員喪葬標準，
劉瀟＜從胡俑看胡人在唐朝的生活＞：
唐代胡俑多為明器。胡俑基本上都是在墓葬中出土的，多為陪葬時放入墓中的陪葬品。唐朝厚葬之風盛行，陪葬物品種類、數目更是驚人。
《喪葬令》規定「明器墓田等，令於舊數內遞減」，陪葬胡俑數目受影響，大幅減少，完全可以想像。程玉萍因此說：
該令文限制了明器，即俑的隨葬數量、材質等。之前喪葬制度中的「偶人」已不再出現…… 《喪葬令》中這些新的變化也許是造成這一時期隨葬胡俑出土數量驟減、造型尺寸變小的重要原因。
II.《封氏聞見記》所反映的中晚唐喪葬習俗的轉變
除了開元二十九年的《喪葬令》，中晚唐喪葬習俗的轉變亦令墓內胡俑銳減。
《封氏聞見記》卷六＜道祭＞記載熱鬧的喪葬場面：
玄宗朝，海內殷贍，送葬者或當衢設祭，張施帷幙，有假花、假果、粉人、面獸之屬。然大不過方丈，室高不逾數尺，議者猶或非之。喪亂以來，此風火扇。祭盤帳幙，高至八九十尺，用紙三四百張。雕鎸飾畫，窮極精巧。饌具性牢，復居其外。大歷中，太原節度辛景雲葬日，諸道節度使使人修祭，范陽祭盤最為高大，刻木為尉遲鄂公與突厥鬥將之戲，機關動作，不異於生。祭訖，靈車欲過，使者請曰：「對數未盡。」又停車設項羽與漢高祖會鴻門之象，良久乃畢。縗絰者皆手擘布幕，收哭觀戲。事畢，孝子陳語與使人：「祭盤大好，賞馬兩匹。」滑州節度令狐母亡，鄰境致祭，昭義節度初於淇門載船桅以充幕柱，至時嫌短，特於衛州大河船上取長桅代之。及昭義節度薛公薨，絳、忻諸方并管內，滏陽城南設祭，每半里一祭。南至漳河二十餘里，連延相決。大者費千餘貫，小者猶三四百貫。互相窺覘，競為新奇，柩車暫過，皆為棄物矣。蓋自開闢至今，奠祭鬼神，未有如斯之盛者也。
值得留意是「柩車暫過，皆為棄物」，全新的喪葬習俗，著重死者埋葬前一次性的表演儀式，娛樂儀式結束，物件便被丟棄，不隨葬於墓中。這麼一種喪葬習俗的變化，自然令人們對隨葬明器不再熱衷。換言之，胡俑不再受寵，取而代之是熱鬧非凡的娛樂性表演活動，成為厚葬的新形式。
高文文以為「安史之亂的爆發使這種厚葬之風有所減弱」，這其實是錯誤的，誠如張長臺＜唐人厚葬風氣概述＞所言：
天寶之後，雖經戰亂，然奢靡之風，似未衰歇。穆宗時，丁公署論時俗云:「國家自天寶以後，風俗奢靡，宴席以諠譁沉湎為樂，而居重位、秉大權者，優雜倨於公吏之間，曾無愧恥。公私相效，漸以成俗，由是物務多廢。」是則流俗之所趨向者，確然可明。厚葬固為奢侈之表現，而民生富庶，奢風倡行，更可助長厚葬之俗，則無可置疑。
另牛志平＜論唐代的厚葬之風＞：
面對厚葬之風越刮越盛，唐朝政府曾多次下令禁止厚葬……然而收效甚微，僅具文而已。
中晚唐厚葬並未消失，只是換了另一種形式繼續進行罷了，而此一新形式，因重視一次性，所以很少有隨葬胡俑在墓中出現。
中唐「李黨」領袖李德裕，有《論喪葬逾制疏》(收入《全唐文》卷七百零一)，其中云：
應百姓厚葬，及於道途盛陳祭奠，兼設音樂等。閭里編甿，罕知教義，生無孝養可紀，沒以厚葬相矜，器仗僭差，祭奠奢靡，仍以音樂，榮其送終。或結社相資，或息利自辦，生產儲蓄，為之皆空，習以為常，不敢自廢。人戶貧破，抑此之由。
郝春文據此，指「唐俗重厚葬，所費往往超出民戶的負擔能力，是導致小農和小手工業者破產的一個重要原因」(＜唐五代宋初敦煌私社的社會功能＞)，這固然是一個方面。可是，更為關鍵，「道途盛陳祭奠，兼設音樂」，完全與隨葬明器無干，而為一次性的表演儀式。李氏說辭，恰好證明程玉萍的判斷屬實。
齊東方研究的啟發
齊東方在＜唐代的喪葬觀念習俗與禮儀＞中雖反對《喪葬令》使明器減少：
制度規定一次次重複原有的內容，很少花樣翻新，但每次變化都在逐漸放寬，允許明器可以越來越大，越來越多，多次重申都是步步退讓……可見每次規定後收效並不大。
卻同意中晚唐喪葬制度與習俗在形式上有側重點的轉變：
唐後期的墓葬規模小、形制簡陋、隨葬品大大減少等特徵，其原因不過是採用更為實際的做法，即以大張旗鼓的外在方式，來炫耀自己的權勢、孝道等。
唐後期喪葬活動的操作者意識到光天化日之下豪華的喪和祭更能達到宣教目的……一些原本應在墓內用壁畫或俑類表現的內容，拿到了墓外進行演示。
喪葬活動的主體與其說是死者，不如說更反映送葬的生人的思想行為，於是借葬禮表達生人的意圖更有直接的社會功能，也許在一些人看來，與其將「禮儀」埋在地下，何不讓路人皆知呢？在這一觀念的影響下，喪葬制度與習俗的形式做法終於完成了一次歷史性變革。這才是唐後期墓葬形制變化、隨葬品減少的根本原因。
安史之亂爆發，雖然沒有導致觀念習俗與禮儀制度本質破壞，喪葬活動的具體做法的合理地位卻發生動搖，發生了操作手法和表現形式的變革。八世紀中期唐代墓葬的變革，甚至可以擴展為中國古代墓葬演變上的大轉折。變化的關鍵，在於整個喪葬中的喪、祭地位被提升，使得葬的直接表現形式墓葬變得簡陋起來。
要之，他覺得
唐代墓葬厚葬之風越演越烈應是不爭的事實。目前研究中的以政局動盪、經濟衰落等解釋唐後期簡陋的現象顯然缺乏堅實的論據。
高文文的說法並不可取，至低限度，不是史實的全部。
總結
錢穆在《國史大綱》「書成自記」有以下一段話：
學者所得惟系統、條貫，而無史實。卒之所謂系統、條貫者，皆空談，皆私見。空談私見可以萬異，而歷史事實只有一真。
言下之意，治史必須立足於準確的對歷史事實的把握，準確的對歷史事實的把握又不能離開整全歷史材料的搜集與鑒別。
高文文的觀點確能言之成理，亦有一定史料佐證。可是，一些關鍵的史料，其說法無法顧及，亦是事實。相反，程玉萍、齊東方的看法能植根於一些關鍵的史料，其應被看作對相關史實一個可能解釋，而不宜對之視而不見。
順便一提，趙維娜＜從出土胡俑看唐代百戲＞提到
目前可見到的百戲胡人俑主要集中於安史之亂以前的唐墓中。安史之亂後唐人對胡人的態度轉變很大，宮廷再度強調莊嚴肅穆的古典音樂，從官方途徑來到唐朝的百戲藝人減少，這樣一來就割斷了外來影響的潮流……這種狀況反映在墓葬中便是安史之亂後墓葬中出土的胡俑大量減少，胡人對唐代百戲的影響也隨之減弱。
劉高珅＜唐代女性胡風服飾興衰＞亦言：
初盛唐時期婦女胡風和男裝盛行背後，是政治、經濟、文化、軍事處於上升時期、優勢地位的唐人自信下的寬容，而中晚唐對胡風服飾的排斥則是安史之亂後自信喪失的體現。
女性胡風服飾興衰背後，是唐朝文化深層次因素的影響。初盛唐時期婦女胡風和男裝盛行背後，固然有女性地位相對較高、文化上對外開放的因素，然而其背後的實質並非打破華夷天下觀或突破男權社會，而是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處於上升時期、優勢地位的唐人自信下的寬容。這種自信建立在初盛唐繁盛的基礎之上，當安史之亂如平地驚雷般打破了盛世大唐的美夢後，初唐時期的自信也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帶有恐懼意味的保守，於是京洛士人表現出排外之思想，女性地位下降，胡風服飾便遭到排斥，而女著男裝幾乎消失不見。
綜合實力的升降，所衍生出來的國民心理上的自信與保守，也是影響墓內胡俑數目增減一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