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談爸爸晚年,不得不提弟弟的角色,我和弟弟的關係亦似乎很複雜,可謂一言難盡,今且娓娓道來,亦見爸爸為人的一面。
弟弟和我都是爸媽親生,同一血緣,加上同一家庭成長,故異常親厚。兒時踏單車照,他便在我旁邊。幼稚園畢業相,我的隔鄰就是弟弟的,足證其在父母心中的地位。唯弟弟性格較剛烈,亦與沉常乖順的小孩子不同。兒時出外吃飯,乘車時竟說「拆了人地條橋」,被我家引為佳話。那時外公還沒去世,在門旁乘涼,見弟弟頑皮,臉現不悅之色。儒家的嚴肅與與生俱來的跳脫相碰撞,我是親眼見證,而這份跳脫從何而來,我覺得是遺傳自爸爸。
弟弟幼稚園又一傑作,是只穿泳褲拿著沙灘波拍照,雖說是幼稚園想拍一輯有夏日感覺的照片,換轉是我,未必有膽量在人前如此袒露。膽識與自信,也是天生的,驗證於後來的事,我則偏向拖泥帶水和猶豫不決,此亦為弟弟所詬病。
在媽媽主導下,她相信年長的我有責任帶領年少的弟弟,事實上,從投資的角度,首次創業所使用的模式,如無太大風險,第二次未嘗不可照板煮碗。所以,從讀綠楊幼稚園、海壩街官小至荃濟,弟弟基本上活在我這個哥哥的影子下,差在校服及書簿未有重用而已。我為人較乖順,又是嫡子,獲媽媽偏愛,久而久之,弟弟順理成章以我為行為的榜樣,這一狀況直到我讀完哲學系,賺不到錢養家,棄家不顧,他才轉變過來,對我由尊敬,轉為微言不斷 (故我稱讀哲學對我家是一大錯亂)。
弟弟入荃濟時,荃濟的 Banding 已不如前,據他說,班中混有背景複雜的學生。中三是關鍵一年,弟弟被當時的班主任指責擅自修改試卷答案,為此,弟弟抑鬱在家,沒有上學,爸媽甚為擔心。此一事件的始末因由,迄今仍無法知悉。總之最後是爸媽出面,為弟弟尋找學位,當時謝伯開校長為保良局姚連生中學校長,願意錄取弟弟,弟弟才避過一劫,在姚記一直讀書,至中七畢業。
荃濟的校風過於重視紀律,頭髮長會被罰,沒有帶功課即日要留堂。姚記則似乎比較自由,教師授課亦相對用心。弟弟在新學校讀書,如魚得水,跟我有別,他選理科,爸爸很開心。至中六,適值我讀哲學,他有感家中有財困跡象,媽媽愁眉不展,遂棄自己擅長的數學,轉而攻讀生物。那時他亦自有一番說辭,稱將來要當生物老師 (荃濟迫他走的班主任是教生物的)。媽媽和我都信以為真。到近年,他稱因家中沒錢,考慮出路才迫不得已,我為此感內疚,卻於事無補。
大學選科,弟弟高考成績比我好,落得無科可選,是因為家中真的沒錢了,哲學系那邊支出實在太大。他選科大生物,獲取錄,卻接二連三面對媽媽離世、爸爸年老、我找不到工作、家中窮困等難關,他才剛好二十歲,換言之,解難的重任便落在年邁的爸爸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