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官德祥師＜再論兩漢時期蝗災＞，官師提到：
關於陰陽思想，司馬遷似乎不太看重，此點可從其對董仲舒及其董氏災異論的引述中得到反映。
其所據資料為《史記．儒林列傳》以下文字：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今上即位，為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
官師以為，
司馬遷以董仲舒慘澹收場作例，說明其陰陽災異說不足為法。這一段記載也間接向世人表明其對董氏說是存「否定」態度。
他又引《孟子荀卿列傳》中「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說：
(這是) 司馬遷對陰陽五行之說的直接批評。凡此種種皆反映出司馬遷於實證史學上的理性一面。
對於官師的說法，筆者不盡認同，理由如下：
(1) 司馬遷未必視陰陽思想的價值高於其他思想，卻至少肯定陰陽思想與其他思想有著同等的價值及重要性，未有一面倒否定陰陽思想。從何見得？＜太史公自序＞有這麼一段：
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此段雖是司馬遷覆述父親司馬談的看法，但司馬遷刻意選入，必含深意，清人曾國藩謂「《論六家之要指》即太史公之學術也，托諸其父談之詞耳」(《求闕齋讀書錄》卷三，轉引自韓艷秋＜論《史記》關於韓非思想淵源的判斷＞）並非無的放矢。事實上，西方柏拉圖也是借其師蘇格拉底之口講柏氏個人的思想。如此看的話，司馬遷明白肯定陰陽思想有其價值，可與其他思想同齊，「不太看重」的講法有誤導之嫌。
(2) ＜儒林列傳＞那段文字，雖言董氏好講災異不得好下場，但箇中全為事實描述，不見含價值褒貶在其中。以此為根據，論斷司馬遷視「陰陽災異說不足為法」、「向世人表明其對董氏說是存『否定』態度」，未免過度跳躍、過度詮釋。退一步，縱然含價值褒貶，也是反對過分地談陰陽災異。只要不過火，談陰陽災異是否有問題，從引文中，我們不能斷定司馬遷持何種看法。
(3)「怪迂」二字，就字面意思解釋，是「怪誕迂曲不合常情」。這是否司馬遷個人的價值判斷，抑或是秦漢學界對陰陽家的共識，值得思考。另外，「怪迂」也可以是一個客觀描述、形容，與主流分開的小眾，未必一定是負面。「對陰陽五行之說的直接批評」未必站得住腳。
(4)「實證史學上的理性一面」，這要先界定清楚「實證史學」的內涵，以及「理性」為如何一種表現。若如實陳述便符合「實證史學」的要求，司馬遷當然是體現「實證史學」。但「實證史學」是要求「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理性」的表現是作為一種懷疑活動，司馬遷對陰陽思想的處理能否符合，就可以斟酌。
總言之，筆者覺得，謂「司馬遷對陰陽思想持否定態度，體現實證史學上的理性一面」，都是過強 (too strong) 的判斷，忽略了司馬遷對不同思想的包容性。誠如陳桐生所言，司馬遷實具有「一種比較自由通達的思想方法，一種包容百家的廣闊的學術心胸」(＜司馬遷師承董仲舒說質疑＞)。
對於班固，官師認為，其與司馬遷有相似之處，
對諸子所言之陰陽災異，均從理性思考，而不完全深信。
這固然是一個方面，但另一方面，《漢書．藝文志》有以下文字：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值得注意是「拘者為之」，據此，便是「人病」而非「法病」。陰陽思想沒問題，但傳至後來，因所傳者的問題，導致出現「舍人事而任鬼神」的弊病。班固是反對陰陽思想的不良影響，而非反對陰陽思想本身，此和司馬遷的態度是一致的。另廣引劉向、歆父子論五行災異之說，這縱不表示贊同，但至少也對其言論、主張予以尊重及包容。與其說班、馬二人對陰陽災異有理性思考，會懷疑而不深信，不如說二人對不同思想都有相當的包容，能融攝一切異端且承認其價值。
最後，官師說：
至於應劭《風俗通義》於文帝詔書加插「陰陽不調」等字，明顯受到陰陽學說影響。在從史學重實證，不虛妄的角度去審視這三位史學大家，應劭史學似不及馬、班二氏。
稍讀《風俗通義》，便知這嚴格看並非一本史書，而是一部儒書。僅開首序文，便言必稱孔子，所引俱為儒家典籍，如《尚書》、《孝經》。再看＜愆禮第三＞，「夫聖人之制禮也，事有其制，曲有其防，為其可傳，為其可繼」，肯定禮制，以創設禮制者為聖人，這不是儒家荀子的立場嗎？引《詩》、引《論語》，更是儒書的證明。
應劭書旁徵博引，卻不是史學。勉強說成史學，也是有預設立場的，此乃以儒家為本位的史學。漢代儒家重陰陽災異，應劭受陰陽學說影響寫書是很正常的。反而繩之以實證史學的標準，用「重實證，不虛妄」來審視應劭，未必恰當，有削足適履的問題。近現代中國受西方文化影響，普遍接受史學等於實證史學，但須知中國傳統一段長時間，儒家和史學是不分開。這是兩套截然不同的史學，一重教化、移風易俗，一重史實真相。應劭是儒者治史，司馬遷、班固治史則較純粹，三人實不應並列，且置於同一標準下加以比較，「應劭史學似不及馬、班二氏」，若從儒家史學的標準看，便難以成立。
誠然，＜再論兩漢時期蝗災＞本是為了補充＜兩漢時期蝗災述論＞，亦具見地。今只就其極細微的瑕疵，略加指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