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德祥師為人樸實無華,旁人驟看,常不覺其偉大。中一他教我西史,談埃及木乃伊、中世紀黑死病等,課堂不免納悶乏味。加上測考成績不好,我總愛讀中史多於西史,對德祥師印象亦甚普通,總覺其不擅教書。及至中四,他任我班的班主任,教我中史。我才慢慢對他改觀,知道他的中史造詣極為精湛。
德祥師無永漢師授課時的滔滔不絕,也有一段因緣可說。據他自述:
我報考新亞研究所主要是受香港浸會大學李金強教授的影響。在大學上課時,李先生時常提到新亞研究所,文、史、哲三組巨星雲集,是中國南方學術的重鎮。我被此深深吸引,為能親炙眾位大師,大學畢業便毅然報考研究所碩士班,僥倖考上,其時為一九八七年,距今已三十二載。
初次見到嚴先生面,就是入學面試當天。若非總幹事趙潛先生介紹,我根本不知道跟前就是鼎鼎大名中央研究院院士嚴耕望教授。在互聯網世界未發達前,此情況雖不罕見,也得怪己之孤陋寡聞。其時,先生年剛七十一,正處「從心所欲,不踰矩」階段。我則一名乳臭未乾小夥子,還差六年才達「三十而立」。師生年齡差距半百,學問高低天懸地隔。對我來說,先生簡直是學問上的巨人,讓人高山仰止。然而,他與學生相處,半點架子也沒有。只要是學術問題,他有研究的,都願意傾囊相授。他肯花寶貴時間寫《治史答問》和《治史經驗談》,並堅持以平價方式售賣,便是他關懷青年人的最佳明證。(<我印象中的嚴耕望教授>)
概言之,德祥師不是先唸文學,「中途出家」轉去治史,而是從本科至研究院都是沉浸於史學。長期的史學訓練容易令人變得理性,一言一行亦較嚴謹。他曾說自己不懂「佛學」而愛「學佛」,重實踐修行,不知為不知,這和永漢師愛即興發揮有根本分別。
嚴耕望,字歸田,歸田也者,歸隱田園之意,由此已見其人生境界之一斑。余英時讚譽他為「中國史學界的樸實楷模」,「工作隨時努力,生活隨遇而安」乃其座右銘。師公為人治學的態度,顯然深深影響德祥師。在堂上,德祥師不時分享,嚴耕望先生擁有極豐富、極淵博的學問,卻為人極謙虛、極樸實,不露鋒芒。生活穿著簡便,跟妻子到市場買菜,回到教室則分享自己精微的研究成果,成為日常。嚴耕望極推重其師錢穆先生的老師呂思勉先生,稱許其甘於「埋頭枯守、不求聞達」。吾人不妨說,由呂思勉至嚴耕望再至德祥師,實有一脈絡,一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傳統貫串其中。
德祥師教會考班,常在教科書外加添補充資料,有次他影印《南史》、《北史》一段給我們作參考,我覺得教科書未有提及,跟答題無關,便丟開不理,「南史」、「北史」二字卻長留心中。至大學畢業,嘗試對歷史進行探究,方知《南史》、《北史》為廿四史其中兩部。研習歷史,不是背通教科書應試,懂寫八股文章就可以,而需要透過長期沉浸史籍,逐年逐月累積,這方是從事歷史的正確態度,我是到了近年才深刻認識。
又印象中,德祥師喜歡以「唐代巴士站」生動形容嚴耕望先生的鉅著《唐代交通圖考》,所謂「巴士站」,其實即是驛站,因怕學生不曉得,遂用較親切的「巴士站」代替,這是深入淺出的教學方法。教到伊斯蘭教,他例必提「easy 難教」,既道出教學的辛酸,也因其諧音而令學生會心微笑。
除了教學,德祥師推廣閱讀不遺餘力,「讀書破萬卷」,可有莎樂美餐廳 (荃灣西式扒房) coupon,我至今仍然記得。有一年辦金庸專題,圖書館內增添了幾套金庸武俠小說,我更受益匪淺。
德祥師年輕時曾用筆名「少史」為報章撰稿,中四那年,他要全班寫週記,我乘機借此一平台大發對時政、歷史、人生的議論,每次德祥師必用一長篇幅說出讀後感想,有時也作鼓勵語。當時有眼不識泰山,班門弄斧,記憶中自己寫過傾向道家「順應自然」的價值觀,也對太平天國發表過意見,現在回望,不禁汗顏,但那時德祥師不僅未有報以不屑,反在字裡行間建議我他朝可嘗試投稿。我能寫出那麼多文章,他是其中一個影響我的人。
永漢師今已成為另一中學校長,常到各處演講、在報章上寫專欄,大談教歷史、辦教育的心得,唯德祥師迄今仍留在原校緊守崗位,課餘即從事歷史研究著述工作,兩人的人生態度,截然不同,作為純正的學術人,德祥師的似較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