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對心還有一些重要看法,他說:
這一個精神界的心,因其是超個體的,同時也是非物質的。何以故?人類因有語言文字,便從這一人接觸到外面另一人的記憶和思想,這層不言自明。倘我們根據上述,認為記憶,思想,本是寄託在語言文字上,本從語言文字而發達完成,那麼語言文字是人類共通公有的東西,並不能分別為你的和我的,同樣理由,我們也可說記憶和思想,在本質上也該是人類共通公有的東西,也不能硬分為你的和我的。換言之,人類的腦和手,屬於生理方面、物質方面的,可以分你我,人類的心,則是非生理的,屬於精神方面的,在其本質上早就是共通公有的,不能強分你我了。明白言之,所謂心者,不過是種種記憶思想之積集,而種種記憶思想,則待運用語言文字而完成,語言文字不是我所私有,心如何能成為我所私有呢?只要你通習了你的社會人群裡所公用的那種語言文字,你便能接受你的社會人群裡的種種記憶和思想。那些博覽典籍,精治歷史和哲學的學者們,此處且不論,即就一個不識字的人言,只要他能講話,他便接受了無可計量的他的那個社會人群裡的種種記憶和思想,充滿到他腦子裡,而形成了他的心。設若有一個人,生而即聾,絕對聽不到外面的聲音,因而他自始便不能學習言語,又是生而即盲,因此他也不能學習和運用人類所發明的種種文字和符號。這一個人,應該只可說他有腦子,卻不能說他有心。他應該只能有知覺,不能有記憶和思想。他縱有記憶和思想,也只能和其他高級動物般,照我們上面所論,他也只可說能接觸到外面的物質界,不能接觸到外面的精神界。即人類之心靈界。因此他只是一個有腦無心的人,只是一個過著物質生活不能接觸精神生活的人。根據上述,我們所謂的精神,並不是自然界先天存在的東西,他乃是在人文社會中由歷史演進而來。但就個人論,則他確有超小我的客觀存在。換言之,他確是先天的。(<精神與物質>)
錢氏的話,可分拆成兩個論證:
a. 心作為超個體的存在
(1) 心是種種記憶思想之積集。
(2) 種種記憶思想,必待運用語言文字而完成。
(3) 語言文字不是我所私有,而是來自社會人群裡所公用。
由 (1) 至 (3),可得出 (4) 只有當你接受社會人群裡所公用的文字,心才能形成。
由 (4),可得出 (5) 心不是私有,而是在人文社會中由歷史演進而來,即超個體的,超小我的客觀存在。
b. 生而即聾及盲的人,有知覺而無心
(6) 生而即聾者,即其自始聽不到外面聲音,完全不能學習言語;
(7) 生而即盲者,即其不能學習和運用種種文字和符號;
由 (4) 至 (7),可得出 (8) 生而即聾及盲者無心,只能有被動接觸外面物質界的知覺。
針對 a,當代新儒家似不會認同前提 (1) 及 (2).
心焉能是種種記憶思想之積集?心必須是一作出價值判斷,能自作主宰的道德主體 (即「道德自我」)。
又道德主體是內在固有,不假外求,何用依賴語言文字之學習?《孟子》有以下一例:
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如果「人皆可以為堯舜」,學習語言文字以成就本心根本不需要。
針對 b,當代新儒家會否定前提 (4),而認為生而即聾及盲的人,仍可透過感受他人對自己的愛,而去惦記他人的好,繼而求回饋,行出道德來。心不是語言文字去成就,而是天生的感通之情的重新甦醒。
錢穆對當代新儒家的看法能否再回應?
關於舜的案例,錢穆說:
即就一個不識字的人言,只要他能講話,他便接受了無可計量的他的那個社會人群裡的種種記憶和思想,充滿到他腦子裡,而形成了他的心。(<精神與物質>)
退一步,就算舜不依靠語言文字,不代表後世的人不用學習語言文字,他說:
若湯、武必效堯、舜,一切必自率吾靈而始得謂之性,則天地永為上古之天地,性靈亦永為上古之性靈,人文演化,不見日新之妙矣。(<略論王學流變>)
錢穆因此極度重視歷史文化傳統對心的護持養育:
因於現前個體心之層累演進而始見有歷史心與文化心,亦因歷史心與文化心之深厚演進而始有此刻現前之個體心。(<心與性情與好惡>)
亦認為人應博覽典籍,精治歷史和哲學 (即朱子所謂「格物窮理」)。
關於生而即聾及盲的人也有道德,錢穆並不否認,但有道德者未必成聖人,他說:
是你自知是,非你自知非,你只致你良知,是的便行,非的便去,這是愚夫愚婦與知與能的。但到此只是幾錢幾分的黃金,成色雖足,分兩卻輕。堯舜孔孟,究竟不僅成色純,還是分兩重……第一固在鍛煉成色,這個鍛煉,應該明白簡易,愚婦愚夫與知與能……若要成大聖大賢,固須從鍛煉成色,不失為一愚夫愚婦做起,但亦不該只問成色,只在愚夫愚婦境界。他還須注意到孟子所謂的大人之事……孔子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天下哪有不忠不信的聖賢,但只是忠信,則十室之邑有之,雖是黃金,成色非不足,分兩究嫌輕。稷契夔夷是以忠信孝悌之心來做稼教禮樂之事。你盡學稼教禮樂,反而離了忠信孝悌,盡想學大聖大賢,反而違離了愚夫愚婦,固不是。但也不該老在成色上學聖賢,只講忠信孝悌,不問稼教禮樂……若以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者亦為聖賢,則愚夫愚婦之忠信孝悌,成色十足,是一個起碼聖賢。堯舜孔孟稷契夔夷分量重的,是傑出的聖賢,透格的聖賢。你若不甘做起碼聖賢,而定要做透格聖賢,還得於成色分兩上一併用心。(<成色與分兩>)
用於回應新儒家,就是:即使承認其有心,那只能成為「一個起碼聖賢」,欲成為「傑出的聖賢,透格的聖賢」,仍須透過讀書學習,而此非生而聾盲者可為。
錢穆因此特別欣賞朱子,稱其學為「大人之學」,陽明良知教只是「小學」:
朱子 (答林擇之) 曾說過:「疑古人先從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為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可見朱子說格物窮理,只是大學始教。大學以前還有一段小學,則須用涵養工夫,使在心地上識得一端緒,再從而窮格。若會通於我上面所說,做起碼聖人是小學工夫,做傑出透格聖人是大學工夫。先求成色之純,再論分兩之重,這兩者自然要一以貫之,合外內,徹終始。稷勤稼,因其性近稼,契司教,因其性近教,斷不能只求增分兩,而反把成色弄雜了。但亦不能只論成色,不問分兩……如是言之,則陽明良知學,實在也只是一種小學,即小人之學。用今語釋之,是一種平民大眾的普通學。先教平民大眾都能做一個起碼聖人。從此再進一步,晦翁的格物窮理之學,始是大學,即大人之學。用今語釋之,乃是社會上一種領袖人才的專門學。(<成色與分兩>)
姑勿論其對朱子涵養的理解是否正確,要之,後天學習是非常重要的,此和牟宗三認「自識本心」為成德的本質工夫,讀書只是助緣,有明顯的分別。
最後,錢穆言心的超越義、先天義,從不上升至視其為創生實體、生生天道,而永遠就其為大群歷史文化心一面申論,這又是和當代新儒家一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