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明儒學總說＞中，勞思光從理論的層面，指出二系說難以成立的理由：
若就理論一面觀之，則二系對峙之說如能確立，必須有確立此種對峙之條件。此條件即是：雙方之說在基本方向上有不可解決之衝突，雙方理論不能納於一共同標準下以判斷其得失。今觀宋明儒之新儒學，則並非如此。首先，在方向上，雙方皆欲復興先秦儒學 – 即所謂孔孟之教，則基本方向本無不同；其次，在判斷標準方面，雙方既有共同之目的，則達成此目的之程度高低，即直接提供一判斷標準。而就理論內部言，理論效力之高低，亦非不能比較。則二系之對峙，實無確立之條件。
二系說出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的分法，以程明道、陸象山為一系，叫做「心學」，程伊川、朱夫子為一系，叫做「理學」。
按照勞思光的意見，因為「宋明儒之新儒學」在基本方向上都是「欲復興先秦儒學 – 即所謂孔孟之教」，我們自可以孔孟儒學作標準，審視宋明儒理論之高低。「雙方之說在基本方向上有不可解決之衝突，雙方理論不能納於一共同標準下以判斷其得失」既講不上，理學、心學之分根本不需要，也不適切。
然而，勞氏開出的兩大條件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宋明儒直接或間接表態復興先秦儒學者，幾近無人。他們極力從儒學內部擷取資源，製造理論抗擊佛教，是事實。但講到有意識地全面復興先秦儒學，只怕無人有這種想法。條件一不成立，審視宋明儒不同理論之高低，就該用一新標準：即誰的理論能在不同面向有力抗衡佛家哲學的論述，誰的理論便較高，反之則較低下。
復次，退一步，就算他們想復興先秦儒學，根據儒學重視個人道德實踐體驗，不排除有人在實踐孔孟那一套之後，契接不上，用自己個人體驗所得，修訂、更新孔孟的一套。事實上，朱夫子對孔子「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都不甚了了。他講仁，視為只是理，需要經過格物窮理而後彰顯。他講心，大談「氣之靈」、虛明靈覺、鏡明水止，不是仁義本心。按勞氏的兩條件，朱子理論必屬低下，但這未免抹殺朱子哲學的創新性，造成對某一哲學理論不公允的評價。
要避免勞氏面對的問題，條件一的內容要修正，而擷取儒學內部資源以建構理論的過程中，不同儒者大可有不同的體驗、不同的篩選，因而令其理論有根本的差異。從異的一面看，未嘗不可分二系、三系乃至四五系。可是，從同為辟佛老之哲學理論一面看，彼此未嘗不可分高低。這種處理會比勞氏的更高明。
以更新了的判準審視，周、張講氣化宇宙論，肯定世上有一實體 – 氣，恰好有力回應佛教「萬法皆空」的世界觀。又周、張雖有理的概念，但未明白用文字表出，至二程、朱子，在氣化宇宙論之上，再講一實理，成理氣論，此比周、張理論更加圓密，亦對人生界的人倫之理有所肯定，有力抗衡佛教出世之說。相比之下，陸王缺乏形上論述，無法在此方面與佛家抗衡，反見美中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