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官德祥師是筆者中四、五時的班主任及中史科老師，中六、七時的中國語文及文化科老師。去年他出版新著《中古社會經濟生活史稿》，素知官師不熱衷於著述，是書含金量必甚高。細閱目錄，儘管書中不少章節俱曾在《新亞論叢》發表，然此並無損每篇論文的學術價值。全書分兩部份，首半為專技性的史學專題，如探討兩漢蝗災、隋文帝的救荒措施、劉璋分三巴等，後半為憶往懷舊，談嚴耕望先生、羅夢冊先生，並介紹《中國史綱要》作者、於文革時被迫害的翦伯贊先生。
(二)
官師曾於新亞研究所師從嚴耕望教授治歷史地理。嚴耕望史學之特色，扼要言之，包括：以 (博) 通馭專 (精)、以小見大、從地理背景寫歷史文化 (錢穆語)。《史稿》每篇文字，依筆者愚見，皆能體現嚴氏史學的特色，這在當今史學論著中殊為難得。限於學力及篇幅，不能詳細探討，僅就若干精彩處，予以勾勒。
＜漢文化中「狗」的角色＞是分明以 (博) 通馭專 (精) 的文字。狗是人類的朋友，我們每日都會見到，這是無容置疑的。可是，將狗置於特定歷史脈絡，在先秦兩漢的時空間，牠是什麼一種模樣，有什麼功能，又是如何演變，體現何種中國文化，凡了解此種種，俱需要精密嚴謹的歷史考證，屬專業史家的範圍，而背後則以一「對狗加深了解」的通識眼光貫穿之。同樣寫法也體現在＜秦漢時期動物皮製軍用品述要＞中，皮製軍事用品，現今都會看見，但先秦兩漢的是怎麼樣的呢，反映先民何種智慧，官師的通識眼光，主導著其歷史考證，再由其歷史考證，成全其通識眼光，此無疑與嚴耕望是相似的。
以小見大，不得不提＜隋文帝與開皇十四年旱災＞。向來中史教科書都指文帝「不憐百姓而惜倉庫」，官師不敢苟同，查出有關說法出自吳競《貞觀政要．辯興亡》中唐太宗的發言。唐太宗的講法對嗎？考當時隋政府的狀況，「無論在內憂及外患上都無威脅……隋文帝實無『惜倉庫』的迫切性」。至於「不憐百姓」，「移民就粟」、「逐糧就食」的救荒手法，涉及複雜的歷史、地理及經濟原因，未必即等同「不憐百姓」。既然「隋文帝一生愛民，『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是他的一貫作風」，開皇十四年「令民就食」(被誤會為「不開倉」) 是為了什麼？原來和「當時民間救荒『義倉』制度改革有所關聯」。「從開皇十四年的旱災後連續兩年，政府頒行連串詔書，把改革義倉放在施政日程桌上。《隋書．食貨志》的字裡行間反映出十四年辛未旱災催生了隋代『民辦』義倉的變革。一場旱災，遂成為隋代『民辦』義倉演變成『官營』的重要轉捩點」。由《貞觀政要》一句話作突破口，顛覆後世對隋文帝的套板印象，還隋文帝一個公道，這正是以一極微小、極具體的問題深入窺看整全的隋史的真實。
＜漢晉西南地區竹木述要＞、＜東漢永昌郡之設立與西南地區的商業發展＞、＜論東漢巴郡物產與劉璋分三巴＞等文採用了從特殊的地理背景寫歷史文化的進路，專門關注西南地區 (四川一帶)。在談巴郡一文，官師點出該地何以極具經濟及戰略地位：「漢代四川大抵包有古代巴和蜀國兩地，本文焦點側重於川東部的巴郡。基本上，巴郡山地居多，經濟較蜀郡落後。然而，巴郡物產資源亦相當豐富，地近漢中，比蜀更近京師，故亦成為兵家必爭之所。誰先奪巴地，蜀亦難獨善，天府地垂手可得，自成一國。東漢末政治波譎雲詭，政局愈動盪分巴之聲愈急激。各股勢力風起雲湧，與劉璋相涉『分巴郡』舉措共三。三次分郡，劉璋都屬被動。簡言之，分巴就是分劉璋地盤。若他不能妥善處理此等政治危機，其集團隨時有瓦解之虞。結果是劉氏反客為主，由被動轉成主動，足反映他頭腦不『闇』，只是身處『弱』勢而已」，見解精辟。
＜兩漢時期蝗災述論＞是官師的博士論文，筆者就讀荃濟時，常聽官師以研究「漢代蝗蟲」知名，那時不甚了了，後來細讀《漢書．王莽傳》，看到屢次提及蝗禍，才知道蝗災對新朝乃至兩漢興亡起著關鍵性影響，夏炎＜環境史視野下「飛蝗避境」的史實建構＞的注釋八提到官師＜兩漢時期蝗災述論＞的重要性及貢獻：「官德祥根據《史記》、《漢書》所載西漢及新莽涉及蝗災地點的幾條記錄，認為西漢飛蝗活動區，『由東至西看，東起青州 (今山東一帶)，向西經關東 (今河南山東等地)、長安 (今陝西)，西至敦煌』。參見官德祥：《兩漢時期蝗災述論》，《中國農史》2001 年第 3 期。此後的相關學者多循此說。然而，這種根據現存零星資料記載以確定歷史上蝗災發生區域的方法存在一定局限性與危險性。段偉認為：『史料反映的西漢蝗災爆發地點實在太少，僅有 5 條記載涉及，這樣的資料無法精確反映西漢蝗災爆發地點的特點。』這一觀點具有合理性，參見段偉：《禳災與減災：秦漢社會自然災害應對制度的形成》，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 40 頁」，由此可見是篇論文在史學研究中的價值和地位。
(三)
附錄部份筆鋒一轉，不復精密謹嚴，更添溫暖親切，官師憶述以往新亞研究所的兩位老師。
對於嚴耕望先生，官師舊時在課堂經常談起，只記得嚴先生字歸田，歸田也者，歸隱田園之意，擁有極豐富、極淵博的學問，卻為人極謙虛、極樸實，不露鋒芒。生活穿著簡便，跟妻子到市場買菜，回到教室則分享自己精微的研究成果，成為日常。事實上，與官師相處，亦覺其為人與嚴氏同，筆者另一高中中史老師，今已成為另一中學校長，常到各處演講、在報章上寫專欄，大談教歷史、辦教育的心得，唯官師迄今仍留在原校緊守崗位，課餘即從事歷史研究著述工作，兩人的人生態度，高下立見，作為純正的學術人，嚴氏、官師的似較佳。
讀＜我印象中的嚴耕望教授＞，頗有回到昔日課堂的感覺。跟先前專技性論文的艱澀迥異，全篇流暢易讀，其中提到
(1) 嚴氏在專精外也有通識，於「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及「唐代歷史人文地理」外，不乏「例外」的＜夏代都居與二里頭文化＞和＜佛藏中之世俗史料＞
(2) 嚴氏「研究佛教史的人對世俗歷史認識往往不夠，只是孤立的研究佛教史……而研究世俗史的人又把佛教經典摒於史料之外……」、「(只要) 肯花時間，肯用心思，肯用笨方法，不取巧，不貪快，任何中人之資的研究生五六年或六七年之內都可寫得出來 (《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
誠然對後學帶來極大啟發。
關於 (1)，官師在其專技性論文中亦不時引用考古發掘資料，竊以為沿襲嚴氏途轍。
至於 (2)，觀點並不新鮮，來自錢穆先生「文、史、哲不分家」的理念。錢先生撰《先秦諸子繫年》，這是一本考證謹嚴的史學著述，但內裡用了不少子書作為證據，今人每目子書為哲學書，與歷史不相干，錢穆早已打破此觀念，從而開一新視野，嚴氏以佛藏史料考世俗史，是恪守師門治史路數。
另外，新儒家梁漱溟曾言「吾不能死，吾若死，歷史必倒轉，尚有若干書，當世無人能寫」、熊十力亦言「當今之世，講晚周諸子，只有我熊某能講，其餘都是混扯」，以之對比嚴氏三個「肯」兩個「不」，史學、哲學所塑造出的人格，確然有所不同，筆者實傾向以史學所塑造出的人格為是。
嚴耕望是專技型史家，但他不是完全不吃人間煙火，不理政治，不理俗務，官師拿出自己 1989 年 7 月 4 日在《華僑日報》刊載的一篇訪問稿，其中受訪的嚴先生談到：
「『六四學運』本不應是嚴重問題，學運對政府的要求並不高，若政府能夠開明與溫和，這是很容易解決的。李鵬與學生領袖對話不歡而散，形勢轉壞。趙紫陽到天安門誠懇地勸學生結束絕食，形勢又轉好。但想不到當天晚上，政府態度大變宣佈採用大力鎮壓的方式，形勢變得不可收拾。」
此乃對「六四事件」作一扼要的敍述。
「(毛澤東) 英雄主義太濃，沒有把國家民族社會人群放在心上」
「(鄧小平) 由救世主的形象轉變為萬人唾罵的屠夫……在歷史上，做皇帝做久了必出毛病，鄧小平也跳不出這框框……」
此對毛、鄧作點評，直認鄧小平在六四後成了「萬人唾罵的屠夫」，不知今天親中愛國者將作何感想。
「(中國) 民主指日可待，但需時間和耐性去等待」
這跟唐德剛「歷史三峽論」異調同趣，相信中國可以民主化。
「法治精神，過去歷史只強調『道德觀』。法治是一種制度，也是一種習慣。法治仍需要政治方面得到穩定，然後慢慢發展起來。加上，世界潮流及老百姓貿易要求，法治更形重要，貿易才有法律保障。中國現在也不可能閉關自守，希望第二代第三代的中國領導層能把法治習慣培養起來。」
此和勞思光中國傳統儒家思想開不出「外王」(制度上建設) 一面的觀點何其相似！
儘管帶有八九十年代的時代局限，對中國大陸、港台的前景過份樂觀，嚴耕望先生無疑不是書齋型學者，他是關心政治的，官師的文章為此給出最強而有力的證據。
官師復提到嚴氏晚年飽受疾病煎熬，加上為報錢穆師恩，「晚年力撐新亞研究所殘局」，終至心力交瘁。「我贊同研究所之衰落可能對先生健康有所打擊」，這令筆者想到同樣為新亞書院獻出學術生命及肉體健康的唐君毅先生。有時想，儒家經世致用一面亦確實困難，無怪乎官師一心只決意執教鞭。
＜羅夢冊教授的生平及其歷史應然論＞，只看題目就吸引，「歷史應然論」，這不是純粹史學的問題，而涉及歷史哲學。官師引述羅氏《福利宣言》：
「走到自由社會，把人性實現，是要經過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的手段才能達成。」
「要民主，必須走民主之路，要自由必須走自由之路，要無虞匱乏，必須走無匱乏之路……通達自由社會之路。」
「……吾輩人類今日應去，……不是那些往昔宗教教主們或某些哲學英雄們所慷慨賜予我們之那個可望而不可即的極樂世界，或十全十美的人間天堂，而只是一個素樸無華，適宜於人類居住或較適宜於人類居住的世界，進而以達人類的自由社會。」
以上的話，今天看來，仍擲地有聲，官師能引此，足見其獨具慧眼。
羅氏成名作《孔子未王而王論》，此書曾獲牟宗三先生極力推薦，一哲學大師何故會對一史學教授的作品推崇備至？在以下一段文字可以找到答案，官師說：
「《孔子未至而王論》『承百代之流，中國歷史因受到漢人王孔子並神孔子的影響，已曾發生了實然之史和應然之史的分裂，且並作其對立性的發展。若只從其一面來看，此類對立的發展，由兩漢而魏晉，而隋唐，而宋元，再由明而清也，好像實然之史就要壓倒了應然之史，而將以專制帝王、世襲至朝、綱常王國之私有天下獨佔一切而告終』。孔王之當王未王是應然之史敗於實然之史。『有聖人之德者應居王者之位，亦必居王者之位，而王位政權之傳遞，是以聖傳聖的禪讓，為其理想的形式』，夢冊師心目中的王者是有聖人之德。而人人可以成聖人，聖人是可以贊天地之化者，與天地參。」
簡言之，在羅夢冊先生的歷史觀裡，歷史不只有實然的面向，即已經發生的面向，歷史還有另一面向，即應然的面向，道德價值的一面。所謂「歷史應然論」，是指有一人生終極理想價值，為人類歷史每步每步實現之。實現不了而呈現變亂，只是曲折相，曲折終有一日歸於暢通，重回康莊大道上。這一種歷史觀，竊以為跟南宋朱夫子的「理氣不即不離」相一致，「理」為理想價值層面，「氣」為現實層面，理想不能脫離現實，但亦不可膠著於現實，以現實發生的一切為合理。
在文末，官師提到：
「回憶羅老師最後的二年日子，大部份時間臥病在床，加上腿腫，走路有困難。一九八九年一次登門探望羅老師，老師談到六四事件對他的病情打擊。此事反映老師對祖國政治的熱忱和關心。後來，又一次病重，被送到公立醫院留醫，由於醫院病床不足，老師被安排睡在走廊帆布床上。作者探望時，不忍卒睹，曾與醫院交涉未果。前塵往事，一切歷歷在目，至今難忘！」
敢問親中愛國人士，讀到這一段，果真能不生愧疚之心？果真還認中共為祖國，要忠心翊戴？
翦伯贊先生，官師舊時教書，常為其在文革的遭遇感惋惜。總之，附錄文章有著深厚的人文情懷，讀來順適，呈現出官師平易近人的一面。
全書可以談的地方尚有很多，且看以下一段：
「錢穆在其《國史大綱》中寫道：隋在『對外無強敵之脅迫，此時的統治權所急切需要者，乃一種更高尚、更合理的政治意識，而惜乎隋文帝說不到此。』錢氏認為文帝欠高尚，『說不到此』乃歸因於開皇十四大旱之『不放賑』和『令民逐糧』。錢氏的論斷是受到《辯興亡》篇所左右而得出。另外，韓升撰《隋文帝傳》中寫道：『中央掌握著充足的糧食，只要開倉賑災，已經餓得頭昏眼花的百姓便可以免去長途跋涉』。他還進一步說：『隋文帝為了克服長期的分裂……其財政政策自然也表現出高度集權的原則，把財富集中於國家，積聚起無與倫比的倉儲，以至到唐朝還能供五、六十年！在生產力沒有發生革命性進展，社會生產總量變化不大的情況下，財富的高度集中勢必造成百姓的相對貧窮，因此，其抵禦自然與社會災變的能力必然低落，……』總括而言，錢、韓二氏都或多或少接受《辯興亡》篇對隋文帝『不放賑』說。
另外，王壽南亦採納了《辯興亡》篇的看法。他認為『隋文帝之治術遠超南北朝之創業帝王，但器量狹小。開皇二十四年 (604) 大旱，人多饑乏，是時倉庫盈溢，竟不許賑給，乃令百姓逐糧……以致在位二十餘年，人不見德……。』查開皇僅廿年，王氏上述引文之開皇二十四年 (604) 應為開皇十四年 (594) 之誤，疑此為刊印或校對之誤，應非王氏本人之錯。撇除此瑕疵，王氏言論其實已反映出他對《辯興亡》篇的內容是照單全收。王氏遂此冠隋文帝以『人不見德』、『器量狹小』等汙名，以對其『不許賑給』和『令百姓逐糧』表示不滿。這一切都是王氏採信《辯興亡》篇的後果。
不過，早於上世紀三十年代，馮柳堂便對隋文帝『不開倉』持著懷疑態度。有別以上三位學者，其曰：『惟據史載，開皇四年已後，京師頻旱，至十四年，已逾十載，開倉賑給，諒不在少，蓄儲不發或當有之』。『蓄儲不發』就是『不開倉』之意，可惜作者沒有進一步闡釋。」
那種對近人研究成果的熟悉和旁徵博引，那種嚴格的考證辨偽精神，就值得學習。
另外，斟酌「令民就食」及「率民就食」的一字之差，再由一字之差看出整個歷史圖像的不同，此也是官師治史了不起的地方。他另有＜東漢巴郡「鹽、鐵五官」試釋＞，亦是從史籍「鹽鐵五官」或「鹽、鐵五官」，「鹽」「鐵」二字間的句讀，一個「、」，展開考查。
(四)
筆者最後一次與官德祥師見面，是在十年前，於荃灣三聯書店。那時剛在中大哲學系畢業，遍尋工作不獲，有意投考研究所，偶遇官師，遂問其意見。從他的話語，似不贊成我馬上報考新亞研究所，這和他知道新亞研究所的衰落不無關係，亦見其待學生以誠，對學生只講真說話，哪怕那間是自己的母校。
十多年過去，昔日課堂點滴隨時日沉澱，反越見清晰。印象中，官師以「唐代巴士站」生動形容嚴耕望鉅著《唐代交通圖考》，所謂「巴士站」，其實即是驛站，因怕學生不曉得，遂用較親切的「巴士站」代替，這是深入淺出的教學方法。又教到伊斯蘭教，他例必提「easy 難教」，既道出教學的辛酸，亦因其諧音而令學生會心微笑。
在荃濟七年，實在不覺官師偉大。起初筆者還以為他是教世史，對中史未必熟識。直至中四，才如夢初醒。官師教會考班，常在教科書外加添補充資料，有次讀到《南史》、《北史》一段，覺得跟答題無關，便丟開不理，「南史」、「北史」二字卻長留心中。至大學畢業，嘗試對歷史進行探究，方知《南史》、《北史》為廿四史其中兩部，研習歷史，不是背通教科書應試，懂寫八股文章就可以，而需要透過長期沉浸史籍，逐年逐月累積，如嚴耕望《治史經驗談》所言：「既要做文史學術工作，就要認定能坐冷板凳，慢慢去做。因為任何問題，甚至很小問題，要搜集充分資料，都不是短時間中所能湊功，動輒要屢經寒暑，所以千萬不能急功。」這方是從事歷史的正確態度，我是到了近年才深刻認識。
官師年輕時曾用筆名「少史」為報章撰稿，中四那年，他要全班寫週記，我乘機借此一平台大發對時政、歷史、人生的議論，每次官師必用一長篇幅說出讀後感想，有時也作鼓勵語。當時有眼不識泰山，班門弄斧，記憶中自己寫過傾向道家「順應自然」的價值觀，也對太平天國發表過意見，現在回望，不禁汗顏，但那時官師不僅未有報以不屑，反在字裡行間建議我他朝可嘗試投稿。我能寫出那麼多文章，官師是其中一個影響我的人。
他對推廣閱讀也不遺餘力，「讀書破萬卷」，可有莎樂美餐廳 (荃灣西式扒房) coupon，至今仍然記得。
正由於種種因緣，現誠意推薦《中古社會經濟生活史稿》，這不純粹是極具史學價值的著作，更是了解官德祥師治學為人的門徑。今人能有此風采者鮮矣，是書因此更見彌足珍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