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儒學與政治結合未必好，再看以下一個例子。
我們都知道，管仲原本輔佐公子糾，小白得位後，不計前嫌，拜管仲為相，管仲推行一連串改革，終於令桓公成為一代春秋霸主。
又魏徵原本是太子李建成的僚屬，「玄武門之變」後，他轉投唐太宗李世民，成為一代諫臣，開「貞觀之治」。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記卓敬之死：
戶部侍郎卓敬被執，責以不迎乘輿之罪，曰：「爾前日裁抑諸王，今復不臣我耶？」敬曰：「先帝若依敬言，殿下豈得至此！」文皇怒，欲殺之，而憐其才，且繫獄，命中人諷以管仲、魏徵事，敬涕泣不可。文皇感其至誠，猶未忍殺，而姚廣孝力言養虎遺患，意遂決。敬臨刑，從容嘆曰：「變起宗親，略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自若，經宿面如生，誅三族，沒其家，圖書數卷而已。文皇雅聞敬名，既死，猶惜之曰：「國家養士三十餘年，不負其君者，唯卓敬耳！」
另有劉璟：
谷府長史劉璟，誠意伯劉基仲子也。自少靜朴峻厲，博通經書，究兵略。嘗同兄璉侍父入朝，太祖奇之曰：「阿璉明秀，阿璟凝重，伯溫有子矣。」授谷王長史，之國宣府。建文初，燕師起，璟隨谷王還朝，獻十六策，不能用，以病辭歸。文皇登極，璟臥家不起。上欲用之，罪以逃叛親王，逮繫之。臨別，姻戚舉餞，戒之曰：「皇上神武，何止唐文皇，先生忠良，允為魏徵可也。」璟瞪目曰：「爾謂我學魏徵耶？吾死生之分決矣。」至京，授以官，不受。對上語，猶稱殿下，遂大忤旨，下獄。一夕，辮髮自經死。
好一句「爾謂我學魏徵耶？」很有道德氣節，但於國家大局，治國平天下，未免起不到半點作用。假如管仲、魏徵當初皆選擇自殺，何來成就出齊國之富強、初唐之盛世？
再看海瑞，《明史‧海瑞傳》：
素疾大戶兼併，力摧豪強，撫窮弱。貧民田入於富室者，率奪還之。徐階罷相里居，按問其家無少貸。下令飆發凌厲，所司惴惴奉行，豪有力者至竄他郡以避。而奸民多乘機告訐，故家大姓時有被誣負屈者。又裁節郵傳冗費。士大夫出其境率不得供頓，由是怨頗興。都給事中舒化論瑞，滯不達政體……
雷厲風行，愛憎分明，一面倒偏袒貧民下戶的利益，這就是好官？不見得。所謂「滯不達政體」，其實即是不懂得政治的意思。海瑞是陸象山、王陽明的信徒啊！
據此二例，就可以證明儒學、政治是必須分家。卓敬、劉璟之死對樹立知識分子的風骨、移風易俗是有益的，海瑞監察嘉靖皇帝也做得很稱職。不過，三人去做官，要幫助國家有效管治，就不太合適。
當代德國哲學家哈巴馬斯提到，人與人之間必須透過彼此對話以促進相互理解和信任，從而成就社會合作，共同就所關心的問題達成諒解。從事政治，公共理性的運用更加必要，要懂得站在對方立場替對方設想，而不是一味峭直、倔強。一味峭直、倔強，可以成就一己之德性，但不能理順大群的政治，因政治本身是妥協的藝術。
最後，欲比較明、清兩朝對知識分子的態度，一個十分值得注意的指標是：看兩朝皇帝怎樣對待持守陸王心學的大臣。
明穆宗隆慶皇帝如何對待海瑞？
帝雖以瑞言為過，然察其忠誠，為奪鶤祚俸。
帝屢欲召用瑞，執政陰沮之……
清朝雍正帝如何對待李紱？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足見識慮卑淺，輕重倒置，甚昧政教之大體，朕深鄙之。……汝徒讀堯舜之書，實不知堯舜用人行政之道，所以章句腐儒，於吏治民生竟為無用之物。
爾自被擢用以來，識見實屬平常，觀人目力亦甚不及朕，但取爾秉彝之良、直率之性而已……爾誠不及朕遠甚，何也？朕經歷世故多年，所以動心忍性處實不尋常……倘自以為能記誦數篇陳文、掇拾幾句史冊，而懷輕朕之心，恐將來噬臍莫及。朕非大言不慚，肆志傲物，徒以威尊凌下之庸主也，極當敬而慎之，五內感激，庶永遠獲益無窮。
同樣是剛愎、固執、難共事，但穆宗至少未有摧毀海瑞的自尊，然後自抬身價。雍正則不然。
有謂朱元璋當廷杖辱大臣，朱棣誅方孝孺十族也是摧折士人，但請注意，朱元璋尚能用劉基、宋濂，朱棣初亦欲招降方孝孺，比觀之下，雍正只可用非科甲出身的田文鏡、不太識字的李衛，兩朝對知識分子的態度，一目了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