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唯漢、唐、明、清四朝出現治世。
西漢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可見漢非純用儒學治國。
唐為一胡化漢人政權，武后尚佛，玄宗崇道，儒學僅眾多思想之一支，非為統治者單一信奉。
明建文帝有意本儒學治國，但成祖以降，更多是道衍的雜學在起作用，類近西漢。
真正用儒學，特別是朱子理學治國，只有康熙、雍正，而至雍正朝達極盛。
建文一朝，重視人才選拔，減免田租，釋放囚犯。可是，靖難事起，建文朝廷即無力應付，用人不善，決策失當，狼狽不堪。
康雍尊朱，最後招來熊賜履、李光地一堆恭維上司的理學名臣。曾靜對雍正有微言，更遭思想改造，向全國各地宣稱自己悔過。思想改造、公開懺悔，在歷朝皆無，唯雍正特有，因雍正以為自己就是儒家正道的化身，你違逆我，就是違逆儒家正道，當然要悔改了。
之所以舉上述例子，是想指出：儒學與政治結合，體現在政治上，未必是件好事。推崇儒學的人常常喜歡說，中國政治黑暗，是因為儒者不獲重用。但我們不妨調轉想，統治者重視儒學，官員讀儒書出身，是不是一定好？從建文、雍正兩朝史事，可見答案是否定的。
王安石堅信自己的新法合乎先王之道，落得「拗相公」之名，無助北宋中興。朱夫子一眾道學集團嚴辨義利、君子小人，弄出「慶元黨禁」。海瑞一生信守孟子心學，也夠清廉，但誠如黃仁宇說：「他雖然被人仰慕，但沒有人按照他的榜樣辦事，他的一生體現了一個有教養的讀書人服務於公眾而犧牲自我的精神，但這種精神的實際作用卻至為微薄。」遑論壬午殉難者，家毀了，身死了，氣節全了，但能把明朝帶入治世麼？把明朝帶入治世仍要靠仁宗、宣宗。
儒學可監督及澄清政治，但非政治本身。儒學發揮作用的地方在書院，而非朝堂。它立足於文化、教育，以此匡正政治。所以，要有言論、思想、新聞、出版、集會、結社諸自由的保障，要容許不受政治支配的獨立的教育，反而招攬儒者為官，甚至要求統治者讀儒書，是不需要的，一個可以有效聽取及回應民意，以及根據民意撤換統治者及其班子的制度卻必不可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