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三十年代，隨著大英帝國國力消減，一眾殖民地要求獨立的呼聲愈來愈高。《1931 年西敏法令》的通過，賦予英國各自治領更大自治權，成為殖民地邁向獨立的先聲。二戰爆發，殖民地獨立計劃被迫擱置。戰後，殖民地獨立訴求重新湧現，印度、緬甸、錫蘭等地紛紛獨立，令港督楊慕琦亦大膽推出「楊慕琦計劃」，希望香港能走上同樣的道路。
「楊慕琦計劃」推出後，各界反應不一。葛量洪接任港督，對香港前途問題的判定與楊慕琦有別，他認為，香港問題不在於自治或獨立，而在於與中國的關係。要處理香港的前途，屬於外交層面的事，而非殖民地層面，給予香港自治乃至獨立，反而激起中國不滿，有害香港發展。
葛量洪表示，「香港要麼是英國的殖民地，要麼是中國廣東省的一部分」，相信香港不可能獨立。他又指出，普遍香港人只想要「穩定的環境」、「合宜的稅率」和「公正的司法」，工作和賺錢至上，根本不了解真正的民主，故此由一班專家治理香港更顯合適 (換言之，他同意精英管治)。
葛量洪的取態影響到「楊慕琦計劃」的落實。與此同時，國共內戰爆發，新中國成立，大量難民湧港，使香港前景不明朗。國共兩黨勢力及其支持者不時在港製造騷亂，令葛量洪擔心香港一旦有民主選舉，將會被國共兩黨利用、控制，成為顛覆推翻英國殖民統治的工具。加上兩局議員認定計劃「是一個太危險的做法」，商界如怡和洋行亦表反對，在這種情況下，英國政府在 1952 年 10 月以「時機不合」為理由，正式宣佈放棄「楊慕琦計劃」，香港自此再沒有重大的政制改革。
關於香港前途問題，在回憶錄中，葛量洪有更詳細的講解。
他表示，國民政府還在大陸掌政，宋子文就曾經坦言，國民政府「將在廿五年內收回香港」。中共方面，周恩來也曾威脅利用解放軍攻佔香港。所以葛量洪覺得，無論中國將來建立起甚麼樣的政府，這個政府終有一日都會要求取回香港。
新界佔香港一大部分，亦是食水主要來源，其邊界線橫跨啟德機場，偏偏新界是租借地，1997 年 7 月 1 日必須交還中國，葛量洪判定殖民地政府在 1997 年後實在無法繼續運作。於是在中國何時取回香港，他盡量向中國遊說：如果中國即時單方面收回香港，英國必定會在撤出前大肆破壞，調走資金，最終只讓中國取得一座「空殼」，相反，中國能等到 1997 年才取回香港，英國就會很大機會完好無缺的把香港交給中國；而中國更可以在 1997 年前的時間繼續向香港輸出各種物資，以賺取豐厚外匯。
葛量洪的現實政治眼光，某種意義上成就中共「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對港方針。直到麥理浩上京，香港前途議題未再被正式提出。
順帶一提，葛量洪相信，如果中日戰爭沒有爆發，共產黨不會立國，故此，日本要就共產黨立國負上責任。不過，對於中共「赤化」鄰國，葛量洪不以為然，即使國民黨執政，也難保一個強大的中國不會向鄰國施加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