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生平綜述

嵇康，字叔夜，三國魏譙郡銍人。其祖先原本姓奚，住在會稽上虞，因避仇家，舉家遷徙，改姓嵇。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銍有嵇山，家於其側，因而命氏。

嵇康的哥哥嵇喜，曾任太僕、宗正等職，有政治才華。

兄喜，有當世才，曆太僕、宗正。

《三國志》有「(嵇) 喜為康傳曰：『家世儒學......』」，嵇喜入朝為官，和家族受儒家思想薰陶脫不了關係。

偏偏弟弟有遠離甚至厭惡政治的意向。《晉書》形容嵇康：

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慾，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

那份清逸，那份高潔，完全是道家出世式，非儒家入世式。

身高七尺八寸，是體態之美。工於文章詞句，是文采之美。有風度儀範，是言行之美。不修邊幅，是真誠自然之美。嵇康集諸美於一身，名副其實是一名「美」男子，是上天精雕細琢的藝術品。

神采非凡，天質自然，恬靜少欲，由此可見其人稟氣之高質素。至於做學問不秉承師傳，博覽群籍無不精通，基本上是天才行徑。天才較難與世俗常人共處，故嵇康喜好《老子》、《莊子》。

「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多少是為了滿足家族的期望，非自己心甘情願。他成為家族中的「異端」，「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於是有服食丹藥、彈琴詠詩的舉措，以排遣內心的憂傷。

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

從思想上看，嵇康似乎不好迷信，崇尚理性，這從他提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可證。

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

不過，他認為長壽是可以藉後天努力達至。

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

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咸、王戎是嵇康最好的朋友，七人常在竹林暢飲聚會，時人稱之為「竹林七賢」。

蓋其胸懷所寄，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為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父親阮瑀為曹操文吏。阮籍本有濟世之志，值魏晉之際，天下多有變故，名士很少有能保全自己的，阮籍為此不參與世事，常常飲酒至醉。思想亦由儒入道。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世...... 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縣人。早年喪親，家貧。少年即有器量，獨立不群。喜好《莊子》、《老子》，常隱居鄉里，掩蓋自己的志向才能。年四十歲進入仕途。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父曜，宛句令。濤早孤，居貧，少有器量，介然不群。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濤年四十，始為郡主簿、功曹、上計掾。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縣人，跟山濤是同鄉。明慧有遠見，年少時為山濤所賞識，特別愛好老莊之學。嵇康被殺後出仕，向司馬昭說：「我認為巢父和許由是偏狹之人，不通曉帝堯的用心，哪值得羨慕呢？」覺今是而昨非。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清悟有遠識，少為山濤所知，雅好老莊之學......康既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為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放縱情志，有宇宙細小、萬物齊一的觀念。他沉默寡言，不隨便與人交游，也不曾留意寫文章。一度出任建威參軍，卻始終堅持原則，崇尚無為無用，最後得以壽終。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為心。澹默少言，不妄交遊，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嘗為建威參軍。泰始初對策，盛言無為之化。時輩皆以高第得調，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

阮咸字仲容，父親阮熙是武都太守，為人放任曠達，不拘禮節，與叔父阮籍遨游於山林。歷任散騎侍郎，曾獲山濤推舉掌管選拔人才之事，被晉武帝司馬炎以「沉溺飲酒，言行虛浮」拒絕任用。阮咸還精通音律，無物我之分。

阮咸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為竹林之遊，當世禮法者譏其所為......曆仕散騎侍郎。山濤舉咸典選，曰：「阮咸貞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職，必絕於時。」武帝以咸耽酒浮虛，遂不用。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弦歌酣宴而已......時有群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荀勖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為遠不及也，疾之，出補始平太守......

王戎字濬沖，琅琊臨沂人。幼年聰明伶俐，神彩秀美。為人坦率，不注重儀表，且擅長清談，獲阮籍賞識。

王戎，字濬沖，琅琊臨沂人也......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燦燦，如岩下電。」......阮籍與渾為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為人短小，任率不修威儀，善發談端，賞其要會。

其雖無特殊才能，但庶政料理得好。後遷為光祿勛、吏部尚書，因母喪離職。

戎在職雖無殊能，而庶績修理。後遷光祿勳、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

王戎有孝心，卻不拘禮法。晚年仰慕古人蘧伯玉，隨波逐流，無剛直之節。

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弈棋，而容貌毀悴，杖然後起。裴頠往吊之，謂人曰：「若使一慟能傷人，濬沖不免滅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逾於戎。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苫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戎先有吐疾，居喪增甚。帝遣醫療之，並賜藥物，又斷賓客。

戎以晉室方亂，慕蘧伯玉之為人，與時舒卷，無蹇諤之節。

大抵阮籍與嵇康性格背景最為類似，氣味最相投。

劉伶「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則劉伶的精神世界亦與阮、嵇同。

山濤、向秀是同鄉。向秀「以為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跟王戎「與時舒卷，無蹇諤之節」，在精神意態上是一貫的，都是向當權者卑躬屈膝、稍作退讓以全身保命。

阮咸雖獲山濤推薦，但一來他是阮籍的親戚，二來他「耽酒浮虛」、「妙解音律」，似靠近阮、嵇。

簡言之，「竹林七賢」內實分成兩派，兩阮、嵇、劉為一派，山、向、王為另一派。

儘管兩派在志向和做人態度上有根本分歧，彼此初時尚且能互相欣賞、推許。王戎曾說，嵇康與他在山陽居了二十年，不曾見過他有喜怒之色。

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

直至山濤舉薦嵇康代替自己出任官職，嵇康才撰＜與山巨源絕交書＞與山濤絕交。

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

嵇康不願出仕，非政治立場親近曹魏，而是自知天性不適合從政。孫登形容嵇康「性烈而才雋」，性格剛烈，文采出眾，要麼容易得罪當權者，要麼容易惹起同僚嫉妒。選擇隱居山林，打鐵過活，其實十分明智。

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遊。登沉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

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

可惜看在當權者眼裡，嵇康的所作所為就是一種表態：與司馬氏政權不合作。特別是嵇康的支持者頗多 (「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弗許」)，當權者尤其擔心他會帶來政治上的威脅。鍾會的進讒不過是火種，燃點起司馬昭積存已久的殺機。

及是，言於文帝曰：「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因譖「康欲助毌丘儉，賴山濤不聽。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教，故聖賢去之。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帝既昵聽信會，遂並害之。

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異母兄鍾毓曾協助司馬師剷除異己，處死了夏侯玄等人。鍾會想借機與夏侯玄結交，被夏侯玄嚴正拒絕。鍾會後來又多次問阮籍一些時事問題，想趁機找出差錯來治他的罪，阮籍都以大醉倖免。

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惠夙成。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技藝，而博學精練名理，以夜續晝，由是獲聲譽。

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

鍾會屬司馬昭陣營，顯而易見。

一般以為鍾會拜訪嵇康卻不被嵇康理會，因而懷恨在心，勸司馬昭殺死嵇康。

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鐘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為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

可是，《世語新語》有以下一條：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

《四本論》的「四本」，是指「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鍾會自己是認同「才性合」。

《四本論》表面上是討論哲學問題，實際則涉及嚴肅的政治「站隊」。

曹操出身寒門，魏武三詔令有「重才不重德」，支持「才性異」、「才性離」因此等於支持曹魏政權。密謀誅殺司馬師的中書令李豐，便是持「才性異」。

司馬氏為典型的儒家地方豪族，儒家講究才德兼備，支持「才性同」、「才性合」因此等於認同司馬氏政權。輔助司馬師及司馬昭兄弟的傅嘏，便是力主「才性同」。

鍾會擅長名理，弱冠時與天才王弼齊名。單就學問功力切磋較量，鍾會決無可能因畏怕嵇康問難，無自信到倉促把《四本論》擲入，急忙離開。

唯一合理的解釋是，鍾會的《四本論》根本不是純學術著作，投擲《四本論》除了是問學，更多是想知悉嵇康的政治取態。掛學術的羊頭，賣政治的狗肉。不光明磊落的行徑，連鍾會自己都覺得心虛，擔心嵇康揭發自己陰謀 (畏其難)，故懷書不敢拿出 (懷不敢出)。他最後突破心理關口，把書拋出，但急步逃走一舉動正好反映鍾會內心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四本論》事件不知是否發生在「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事件前。假如是，鍾會更加有理由肯定嵇康不接受司馬氏政權。他向司馬昭說：「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就來得合情合理了。

嵇康有一好友呂安，呂安妻子徐氏貌美，被呂安的兄長呂巽灌醉並姦污。呂安告發呂巽，並將事情告知嵇康，嵇康欲為兩兄弟作中間人，平息紛爭。呂安決定不告兄長，呂巽卻反告弟弟不孝。呂安被判有罪流徙，嵇康得知後撰《與呂長悌絕交書》與呂巽絕交，且出面為呂安作證申冤，結果與呂安一同下獄。

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輙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後安為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

如上所述，司馬氏集團早已有除掉嵇康的打算，三千名太學生聚集，只證明嵇康更有被除去的必要。

嵇康在獄中寫下＜幽憤詩＞，並為兒子嵇紹寫下＜家誡＞。行刑當日，嵇康於刑場上顧視日影，向兄長嵇喜要來了一把琴，從容彈奏一曲《廣陵散》。《廣陵散》是他的得意之作。曲罷，嵇康慨嘆：「《廣陵散》於今絕矣！」隨即被處死在洛陽東市，年僅四十歲。

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

嵇康如何學得絕世神曲，見以下一條：

初，康嘗游乎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

由「海內之士，莫不痛之」，可見嵇康儼然成為士族的領袖。司馬氏汲汲於拉攏士族，今日竟因錯殺嵇康而盡失士族支持，「帝尋悟而恨焉」。

嵇康「善談理，又能屬文，其高情遠趣，率然玄遠」，作＜太師箴＞以明帝王之道，復作＜聲無哀樂論＞，甚有條理。

[主要參考資料]

1. 房玄齡等，《晉書・嵇康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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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求多福

每人派一萬果真能令香港經濟重新蓬勃起來？稍為用腦一想，都知道不會。首先，收到一萬，未必拿出來消費，即使消費，未必留在香港，可以到其他國家。其次，如陶傑所講，「香港超過 20 年，靠的是泡沫經濟資產，加大陸自由行熱資。太多企業，以零售飲食為主，外無力改變武漢肺炎製造的消費恐慌、內無力向商場交租......香港經濟完全取決於大陸抗疫成績......香港每一家企業和傷痛，多頂一個月，就內出血多一個月」，儘管預算案有向中小企推出特惠低息貸款計劃上限 200 萬，那些因經濟蕭條而被裁的人，他們拿著一次性的一萬元，又是否足夠生活？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短視，還要夾雜對人民公敵的偏袒。警隊開支預算大幅增加，由去年 236 億增至 260 億元。「購置和更換警隊特別用途車輛的現金流量需求增加」、「專門用途的物料及設備」(催淚彈、橡膠彈等) 開支逾 6 億，簡單講，就是要加強魔警的武裝力量，令他們更兇狠去「打市民、學生、老人家」。利用一粒糖去麻醉，再在周邊多加重重鐵欄，這是徹頭徹尾的豬欄哲學！港共視大部份香港人為豬欄裡的蠢豬而已！可惜他們沒想到，香港人已經進化，過去 8 個月，感受太深了，網上很多聲音表示，與其讓魔警坐大，索性連那一萬都不要了，反正一萬又不是很多錢！一萬多不多？坦白說，當然多，但大家更明白孟子所說：「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有些東西比一萬元更加有價值，那就是我們分辨是非黑白的良知。

近月黃店攜手推出「康復香港、時代抗疫」宣傳計劃，協助真正香港人商舖逆境尋商機。當大家都明白自求多福更加實際，香港不愁無希望。

胡五峯學述

胡宏，字仁仲，福建崇安縣 (今福建省武夷山市) 人，南宋理學家。他創立「湖湘學派」，世稱「五峯先生」。

《宋史・胡宏傳》：

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優遊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栻師事之......

......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不通書，意欲用之。寧作書止敘契好而已。宏書辭甚厲，人問之，宏曰：「正恐其召，故示之以不可召之端。」檜死，宏被召，竟以疾辭，卒於家。

著書曰《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也。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

《宋元學案・五峯學案》：

胡宏，字仁仲，崇安人，文定之季子。自幼志於大道，嘗見龜山於京師，又從侯師聖於荊門，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二十餘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南軒師事之。學者稱五峯先生。朱子云：「秦檜當國，卻留意故家子弟，往往被他牢籠出去，多墜家聲。獨明仲兄弟卻有樹立，終不歸附。」所著有《知言》及詩文、《皇王大紀》。

五峯與秦檜是世交，但因他不贊成議和，遂不依附秦檜，大部份時間集中心力講學。

史載他「卒傳其父之學」，細考胡安國「以程頤之友朱長文及潁川靳裁之為師」，五峯學何曾是伊川學？由此可見撰《宋史》者根本弄不明白五峯的思想。

近人牟宗三先生以五峯、蕺山為一系，上接周濂溪、張橫渠、程明道之學，此誠然為一大發明。可是，筆者更想指出，明中葉與王陽明「分主教事」的湛甘泉、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的王船山，皆屬此一系譜。竊以為這系才是宋明儒之正脈所在。

本文主要以《知言》為根據，研尋五峯思想的義理綱維，末節則會談及甘泉、船山何以屬於五峯、蕺山系。

五峯論心

五峯哲學思想首重「心」。

他的「心」是何種意義的心，我們看看以下一條：

天下莫大於心，患在於不能推之爾；莫久於心，患在於不能順之爾；莫成於命，患在於不能信之爾。不能推，故人物、內外不能一也；不能順，故死生、晝夜不能通也；不能信，故富貴、貧賤不能安也。

心至大至久，人該順應之、推擴之，此顯然不是心理學意義、經驗意義的心。

或問：「心有死生乎？」曰：「無生死。」曰：「然則人死，其心安在？」曰：「子既知其死矣，而問安在邪！」或曰：「何謂也？」曰：「夫唯不死，是以知之。又何問焉！」或者未達，胡子笑曰：「甚哉，子之蔽也！子無以形觀心，而以心觀心，則其知之矣。」

假如心為形而下的氣之靈，該有死生可言，心無死生，則其不該為形而下的氣心、經驗心。

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

心無不在，本天道變化，為世俗酬酢，參天地，備萬物。

心悅理義、萬物皆備於我，屬孟子話語。孟子言心，特別喜歡講其怵惕惻隱的一面，五峯似乎也不例外。

彪居正問：「心，無窮者也，孟子何以言『盡其心』？」曰：「惟仁者能盡其心。」居正問為仁。曰：「欲為仁，必先識仁之體。」曰：「其體如何？」曰：「仁之道，弘大而親切。知者可以一言盡；不知者，雖設千萬言，亦不知也。能者可以一事舉；不能者，雖指千萬事，亦不能也。」曰：「『萬物與我為一』，可以為仁之體乎？」曰：「子以六尺之軀，若何而能與萬物為一？」曰：「身不能與萬物為一，心則能矣。」曰：「人心有百病一死，天下之物有一變萬生，子若何而能與之為一？」居正竦然而去。他日，某問曰：「人之所以不仁者，以放其良心也。以放心求心，可乎？」曰：「齊王見牛而不忍殺，此良心之苗裔，因利欲之間而見者也。一有見焉，操而存之，存而養之，養而充之，以至於大。大而不已，與天同矣。此心在人，其發見之端不同，要在識之而已。」

「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出自北宋程明道。按照常識，「與物同體」很難理解，比方說，人與糞便又怎能同體呢？「子以六尺之軀，若何而能與萬物為一」、「人心有百病一死，天下之物有一變萬生」都是從分解認知的層面，指出「與物同體」難以成立。

不過，從一念不忍、感通、惻隱的角度，人確實會對事物有痛癢，不會麻木。對萬事萬物有痛癢而不麻木，五峯是從這個角度講「與物同體」。此一痛癢感、不麻木感，便是「良心之苗裔」。

「良心之苗裔」又稱為「仁」，《宋史・胡宏傳》收錄五峯紹興年間的上書：

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謂仁？心也。心官茫茫，莫知其鄉，若為知其體乎？有所不察則不知矣。有所顧慮，有所畏懼，則雖有能知能察之良心，亦浸消亡而不自知，此臣之所大憂也。夫敵國據形勝之地，逆臣僭位於中原，牧馬駸駸，欲爭天下。臣不是懼，而以良心為大憂者，蓋良心充於一身，通於天地，宰制萬事，統攝億兆之本也。察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陛下亦有朝廷政事不干於慮，便嬖智巧不陳於前，妃嬪佳麗不幸於左右時矣。陛下試於此時沉思靜慮，方今之世，當陛下之身，事孰為大乎？孰為急乎？必有歉然而餒，惻然而痛，坐起彷徨不能自安者，則良心可察，而臣言可信矣。

「何謂仁？心也」、「陛下試於此時沉思靜慮，方今之世，當陛下之身，事孰為大乎？孰為急乎？必有歉然而餒，惻然而痛，坐起彷徨不能自安者，則良心可察，而臣言可信矣」，可見「仁」為「(良) 心」之異名同謂。此與朱子以仁為性理、心為氣之靈迥異。

仁者，天地之心也。心不盡用，君子而不仁者有矣。

天地之心，生生不窮者也。必有春秋冬夏之節、風雨霜露之變，然後生物之功遂。

一往一來而無窮者，聖人之天道也。

對萬事萬物的痛癢感、不麻木感，同時就是天地之心，就是令萬物生生不息的天道。這裡五峯的想法和程明道一致。明道說：

醫書言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兩條見《河南程氏遺書》)

五峯認為，人人皆有良心。

人皆有良心，故被之以桀、紂之名，雖匹夫不受也。夫桀、紂，萬乘之君，而匹夫羞為之，何也？以身不親其奉，而知其行醜也。王公大人一親其奉，喪其良心，處利勢之際，臨死生之節，貪冒茍免，行若犬鼠，皆是也。富貴而奉身者備，斬良心之利劍也。是故大禹菲飲食、卑宮室，孔子重贊之，曰：「吾無間然矣。」夫富貴，一時之利；良心，萬世之彝。乘利勢，行彝章，如雷之震，如風之動，聖人性之，君子樂焉。不然，乃以一時之利失萬世之彝，自列於禽獸，寧貧賤而為匹夫，不願王公之富貴也。

一言一行都本乎良心而行，即可「盡性至命」。

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唯仁者為能盡性至命。

變化氣質。

萬物生於天，萬事宰於心。性，天命也；命，人心也。而氣經緯乎其間，萬變著見而不可掩。莫或使之，非鬼神而何？

鬼神是就著良心的妙用言，非言氣之屈伸。

義理，群生之性也。義行而理明，則群生歸仰矣。敬愛，兆民之心也。敬立而愛施，則人心誠服矣。感應，鬼神之情性也，誠則能動，而鬼神來格矣。

五峯論性

五峯對性的理解，見以下四條文字：

或問性。曰：「性也者，天地之所以立也。」曰：「然則孟軻氏、荀卿氏、楊雄氏之以善惡言性也，非與？」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言之，況惡乎哉！」或又曰：「何謂也？」曰：「某聞之先君子曰：『孟子所以獨出諸儒之表者，以其知性也。』某請曰：『何謂也？』先君子曰：『孟子之道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不與惡對也。」

大哉性乎！萬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矣。世儒之言性者，類指一理而言爾，未有見天命之全體者也。

天命之謂性。性，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詔，必曰心而不曰性，何也？曰：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以成性者也。六君子，盡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人至於今賴焉。不然，異端并作，物從其類而瓜分，孰能一之。

氣之流行，性為之主。性之流行，心為之主。

概言之，五峯之性

1. 超越自然的、氣質的善惡傾向而翻上一層，為純然至善、「不與惡對」；

2. 具萬理而為「天下之大本」、「天地鬼神之奥」；

3. 由心 (仁) 去彰顯、形著；

4. 主導著氣之流行。

萬物備而為人，一物有未體，非仁也。萬民合而為君，有一民不歸吾仁，非王也。

萬物皆性所有也。聖人盡性，故無棄物。

結合「一物有未體，非仁也」與「聖人盡性，故無棄物」看，能展現「良心之苗裔」的仁者當為能夠「盡性」之人。心、性、仁是一體。

有而不能無者，性之謂與！宰物不死者，心之謂與！感而無息者，誠之謂與！往而不窮者，鬼之謂與！來而不測者，神之謂與！

誠，天道也。人心合乎天道，則庶幾於誠乎！不知天道，是冥行也。㝠行者，不能處己，烏能處物？處物失道而曰誠，吾未之聞也。是故明理居敬，然後誠道得。

據此，誠是心、性、仁的異名同謂。

唐君毅解釋張橫渠何以視心、性為一體，卻兩分言之：

在盡性之歷程中，性初不能全盡而全顯。其工夫要在以心知之明，知天理所在而行之。此即所以自盡其性。盡性之工夫，即在盡心......盡性之事在盡此心知之明以知理。理有未知，則須窮。故盡性必窮理......窮理而行合於理，必有知行之偏蔽，亦即須變化性之氣質之偏，而去此有氣質之偏之性。去此有氣質之偏之性，則亦即無此一氣質之性。人藉「盡心」以去氣質之偏之性，人之一言一行即可合於善而無惡，此之謂「成性」。必化此有氣質之偏之性；使其知行皆中正而不偏，人乃盡性而惡盡去；而後性完全實現自己，而「性成」。(《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

這理由亦適用於胡五峯上。

五峯的工夫論

五峯論工夫，立志為第一義，持敬屬第二義。

趙幼翁言學，胡子曰：「學道者，正如學射，纔持弓矢，必先知的，然後可以積習而求中的矣。若射者不求知的，不求中的，則何用持弓矢以射為？列聖諸經，千言萬語，必有大體，必有要妙。人自少而有志，尚恐奪於世念，日月蹉跎，終身不見也。若志不在於的，茍欲玩其辭而已，是謂口耳之學，曾何足云？夫滯情於章句之末，固遠勝於博奕戲豫者矣，特以一斑自喜，何其小也！何不志於大體，以求要妙？譬如遊山，必上東岱，至於絶頂，坐使天下高峰遠岫、卷阿大澤悉來獻狀，豈不偉歟！」幼翁曰：「我習敬以直內可乎？」胡子曰：「敬者，聖門用功之妙道也。然《坤》卦之義，與《乾》相蒙，敬以直內者，終之之方也。茍知不先至，則不知所終，譬如將適一所，而路有多歧，莫知所適，則敬不得施，內無主矣。內無主而應事物，則未有能審事物之輕重者也。故學聖人之道者，必先致知，及超然有所見，乃力行以終之。終之之妙，則在其人，他人不得而與也。」

他又重視「自反」，即自我反省。

氣惑於物，發如雷霆，狂不可制，唯明者能自反，勇者能自斷。事之誤，非過也，或未得馭事之道焉耳！心之惑，乃過也。心過難改。改心過，則無過矣。

自反則裕，責人則蔽。君子不臨事而恕己，然後有自反之功。自反者，修身之本也。本得，則用無不利。

「盡心」。

天命之謂性。性，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詔，必曰心，而不曰性。何也？曰：「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以成性者也。」六君子，盡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人至於今賴焉。不然，異端並作，物從其類而瓜分，孰能一之？

氣主乎性，性主乎心。心純，則性定而氣正。氣正，則動而不差。動而有差者，心未純也。告子不知心而以義為外，無主於中而主於言。言有不勝則惑矣，而心有不動乎？北宮黝、孟施舍以氣為本，以果為行，一身之氣，有時而衰，而心有不動乎？曾子、孟子之勇原於心，在身為道，處物為義，氣與道義周流，融合於視聽言動之間，可謂盡心者矣。夫性無不體者，心也。孰能參天地而不物，關百聖而不惑，亂九流而不謬，乘富貴而能約，遭貧賤而能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周旋繁縟而不亂乎！

天命為性，人性為心。不行己之欲，不用己之智，而循天之理，所以求盡其心也。

仁者，天地之心也。心不盡用，君子而不仁者有矣。

《孟子・離婁下》：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已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孟子・公孫丑上》：

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孟子・盡心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可見「自反」、「盡心」皆孟子所常說。

北宋理學家中，最喜講「盡心」者，為張橫渠。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正蒙‧大心篇》)

值得注意是，「盡心」不是聞見知識的擴充 (「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而是對世間萬事萬物保持疾痛相感，提升道德修養。

另外，五峯非常看重良心萌露時的察識，視之為成德的根本手段。

彪居正問：「心無窮者也，孟子何以言盡其心。」曰：「惟仁者能盡其心。」居正問為仁。曰：「欲為仁必先識仁之體。」曰：「其體如何？」曰：「仁之道弘大而親切，知者可以一言盡，不知者雖設千萬言亦不知也。能者可以一事舉，不能者雖指千萬事亦不能也。」曰：「萬物與我為一，可以為仁之體乎？」曰：「子以六尺之軀，若何而能與萬物為一。」曰：「身不能與萬物為一，心則能矣。」曰：「人心有百病一死，天下之物有一變萬生，子若何而能與之為一？」居正悚然而去。他日問曰：「人之所以不仁者，以放其良心也。以放心求心，可乎？」曰：「齊王見牛而不忍殺，此良心之苗裔，因利欲之間而見者也。一有見焉，操而存之，存而養之，養而充之，以至於大，大而不已，與天同矣。此心在人，其發見之端不同，要在識之而已。」

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謂仁？心也。心官茫茫，莫知其鄉，若為知其體乎？有所不察則不知矣。有所顧慮，有所畏懼，則雖有能知能察之良心，亦浸消亡而不自知，此臣之所大憂也。夫敵國據形勝之地，逆臣僭位於中原，牧馬駸駸，欲爭天下。臣不是懼，而以良心為大憂者，蓋良心充於一身，通於天地，宰制萬事，統攝億兆之本也。察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陛下亦有朝廷政事不干於慮，便嬖智巧不陳於前，妃嬪佳麗不幸於左右時矣。陛下試於此時沉思靜慮，方今之世，當陛下之身，事孰為大乎？孰為急乎？必有歉然而餒，惻然而痛，坐起彷徨不能自安者，則良心可察，而臣言可信矣。

人之所以為惡，是放失其心、陷溺於物欲的結果，所謂「拘於己，汩於事，誘於物」。

心無乎不在，本天道變化，為世俗酬酢，參天地，備萬物。人之為道，至大也，至善也。放而不知求，耳聞目見為己蔽，父子夫婦為己累，衣裘飲食為己欲，既失其本矣，猶皆曰我有知，論事之是非，方人之短長，終不知其陷溺者，悲夫。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人之生也，良知良能，根於天，拘於己，汩於事，誘於物，故無所不用學也。學必習，習則熟，熟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慮而行，神則不期而應。

物欲不行，則志氣清明而應變無失。

他似乎未有正視人先天為惡的傾向，與孟子一脈相承，失於粗疏。

人能做到立志、自識本心、以敬存養、時刻自反、推擴本心，即可參贊天地之化育。

學貴大成，不貴小用。大成者，參於天地之謂也。小用者，謀利計功之謂也。

五峯的天道觀

仁者，天地之心也。心不盡用，君子而不仁者有矣。

天地之心，生生不窮者也。必有春秋冬夏之節、風雨霜露之變，然後生物之功遂。

天道至誠，故無息。

中者，道之體；和者，道之用。中和變化，萬物各正性命而純備者，人也，性之極也。故觀萬物之流行，其性則異；察萬物之本性，其源則一。聖人執天之機，惇敘五典，庸秩五禮。順是者，章之以五服；逆是者，討之以五刑。調理萬物，各得其所，此人之以為天地也。

仲尼之教，猶天地造化萬物，生生日新，無一氣之不應，無一息之或已也。我於季路而見焉。或曰：「何謂也？」曰：「子路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質美矣。孔子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進之以仁也。」季路終身誦之，力行乎仁矣。孔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至哉斯言！非天下之誠，其孰能與於此。

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陽一陰，陰一陽，此太和之所以為道也。始萬物而生之者，乾坤之元也。物正其性，萬古不變，故孔子曰：「成之者性。」

在人生界為良心，在宇宙界為天地之心 / 天道，以「生生不窮」為內容。

天地之心以中和為體用，足令萬物各得其正，成就春秋冬夏之節、風雨霜露之變，為一存在之理。

理即存有即活動，自然跟朱子「死人騎活馬」(曹月川語) 的只存有而不活動之理截然不同。

氣主乎性。

氣之流行，性為之主。

如上所述，性具萬理而為「天下之大本」，藉心彰顯、實現出來。換言之，天地之心 / 天道與氣為異質的兩層，前者主導著後者的流行。

湛甘泉、王船山屬五峯、蕺山系

陳佳銘在＜從「三系說」的觀點論湛甘泉的思想形態之歸屬＞中說：

本文認為甘泉承繼於明道的「體貼天理」、「天人一本」、「萬物一體」等思想，並亦有「以心著性」的雛形於其思想之中，故本文將證明他可歸屬於周濂溪、張橫渠、程明道、胡五峯、劉蕺山這一大系，因其思想可包含儒家哲學主觀層面的道德本心義以及客觀層面的天道論。

的而且確，甘泉說：

性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渾然宇宙，其氣同也。心也而不遺者，體天地萬物者也。性也者，心之生理也，心性非二也。

心體物而不遺，無內外，無終始，無所放處，亦無所放時，其本體也。

此只是一事。天理是一大頭腦，千聖千賢，共此頭腦，終日終身，只是此一大事，更無別事。立志者，立乎此而已；體認是工夫，以求得乎此者，煎銷習心，以去其害此者。心只是一箇好心，本來天理完完全全，不待外求，顧人立志與否耳！孔子十五志於學，即志乎此也。此志一立，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直至不踰矩，皆是此志。變化貫通，只是一志。志如草木之根，具生意也；體認天理，如培灌此根；煎銷習心，如去草以護此根。貫通只是一事。 (三條見《明儒學案・甘泉學案一》)

跟五峯「心無死生」、「存良心莫如立志」、「盡心」等看法是相通的。

他又說：

人之良心，何嘗不在？特於初動時見耳。若到納交要譽，惡其聲時，便不是本來初心了。故孟子欲人就於初動處擴充涵養，以保四海。若識得此一點初心真心，便是天理。由此平平坦坦持養將去，可也。

這與「齊王見牛而不忍殺，此良心之苗裔，因利欲之間而見者也。一有見焉，操而存之，存而養之，養而充之，以至於大。大而不已，與天同矣。此心在人，其發見之端不同，要在識之而已」無大分別。

至於王船山，牟宗三＜黑格爾與王船山＞：

王船山這位偉大的思想家，他也是具體解悟力特別強的人。他雖然沒有像黑格爾表現為「辯證的綜合」那種系統性，但他比黑格爾為純正。他的傳統是孔孟以及宋明儒者的傳統，所以他在基本原理與立場上，純然是儒者德性的立場 (黑格爾畢竟於内聖方面不足)。可是他與程朱陸王亦為不同類型者。程朱講理，陸王講心，門庭施設，義理規模，都極條理整然，可為後學之矩矱。這也就是說，他們都比較清楚明顯，也就是說，都含有分解的意味 (當然是超越的分解)。惟王船山講性命天道是一個綜合的講法。他遍注群書，即藉注書以發揮自己的思想。時有新穎透闢之論，時有精采可喜之言。但極難見出其系統上之必然性，也許都可為程朱陸王所已建立之原理之所含。所以其自己系統之特殊眉目極不易整理。友人唐君毅先生曾極耐心地將其思想缐索逐一講出，一曰性與天道論，二曰人道論，三曰文化論。共三篇，分見於《學原》雜誌第一卷第二、三、四期，第二卷第二期，以及第三卷第一期。此作對於王船山之了解，實有很大的貢獻。若通曉程朱陸王之所講，則知船山所言皆不悖於宋明儒之立場。有人把他往下拖，講成唯氣論，實大謬誤。他的思想路數，是繼承張橫渠的規模下來的。張橫渠的思想在某義上說，亦是綜合的，從乾坤大父母，氣化流行，講天道，講性命。這裏面也有理，也有氣，沒有像朱夫子那樣有分解的表現。船山即繼承此路而發展。他的才氣浩瀚，思想豐富，義理弘通。心、性、理、氣、才、情，貫通在一起講，故初學極不易把握。即在此意義上說，他不是好的哲學家。但他卻沒有像黑格爾《大邏輯學》那樣無眉目，同質地滾之毛病。

無獨有偶，錢穆在《宋明理學概述》談到五峯思想時說：

晚明儒王夫之，可說是湖湘學派之後勁。他極推崇張載之《正蒙》，也竭力發揮成性的說法，闡述精微，與宏《知言》大義可相通。似乎《知言》較近於程顥，而《疑義》較近於程頤。

按照錢、牟的判斷，王船山亦屬於五峯、蕺山一系，在理論上與橫渠、明道相呼態。

如要簡單表述，整個系譜如下：

周濂溪 - 張橫渠 - 程明道 - 胡五峯 - 湛甘泉 - 劉蕺山 - 王船山

總結

胡五峯說：

至哉！吾觀天地之神道，其時無愆，賦命萬物，無大無細，各足其分，太和保合，變化無窮也。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完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無過也，無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夫心宰萬物，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感於死則哀，動於生則樂。欲之所起，情則隨之，心亦放焉。故有私於身，蔽於愛，動於氣，而失之毫釐，繆以千里者矣。眾人昏昏，不自知覺，方且為善惡亂，方且為是非惑。惟聖人超拔人羣之上，處見而知隠，由顯而知微，靜與天同德，動與天同道，和順於萬物，渾融乎天下，而無所不通。此中和之道所以聖人獨得，民鮮能久者也。為君子者奈何？戒慎乎隱微，恭敬乎顛沛，勿忘也，勿助長也，則中和自致，天高地下而位定，萬物正其性命而並育，成位乎其中，與天地參矣。

這段文字堪稱其思想的撮要。

天道令萬物各有其存在的意義和價值，下貫於人物，即為道義全具之心。

此道義全具之心，為人異於禽獸之性，「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無過也，無不及也」。

心一旦放失，所謂「有私於身，蔽於愛，動於氣」，就會為惡。

人要重新為善，必須「自知覺」，從昏沉中甦醒，「戒慎乎隱微，恭敬乎顛沛，勿忘也，勿助長也」，以敬的態度存養道義全具之心。這樣即可達至「中和自致，天高地下而位定，萬物正其性命而並育，成位乎其中，與天地參」。

一部日本戰國史，就是對歷史宿命的詮釋

日本戰國時代並不長，只有一百五十多年時間。不過，當中令人掩卷嘆息、扼腕的地方多的是，每一個關節，如果不是出現岔子，日本可能早就統一，但統一又是否一件好事？

駿河國今川家，三代經營，至義元始有上洛本錢，「東海道第一弓」非浪得虛名。誰知一名初出茅廬的尾張大傻瓜，可在桶狹間制其死命，今川家因而覆滅。

織田信長全盛期，幾乎控有日本一半江山。跟豐臣秀吉不同，他是趕盡殺絕，朝倉家、淺井家、武田家破亡俱可為證。只差一步，全日本就可被織田政權統一，偏偏天正十年明智光秀發動「本能寺之變」，信長灰飛煙滅，繼承人信忠亦喪命。光秀得到什麼？沒有，徒添千古罵名。奈何信長多年心力所投，竟在剎那間付諸東流！日本再度陷入分裂，無數生靈塗炭，可哀可哀！

豐臣秀吉 (題外話，秀吉善用水攻，備中國高松城之戰、越中征伐、忍城之戰，同採用引水灌他人城之水淹戰術) 幾經艱苦，總算建構出一勢力均衡的狀態，維持勢力均衡倒不容易。如果他能轉換思維，放下征戰，一心信任具政治才幹的養子秀次，以及一眾奉行，著手文治，豐臣政權未必二世而亡。可惜他堅持要打朝鮮，決意扶植親子秀賴做關白，不惜將秀次一族剷除，一念私心，導致得來不易的勢力均衡崩塌，苦了秀次一族、淀夫人與秀賴、石田三成等人，還有無數在戰場上死去的將士。他們做錯了什麼？落得如斯下場？

岡山天王寺一役，真田信繁差點置德川家康於死地，如果家康死了，局面也會不一樣。諷刺的是，家康逃脫，信繁被包圍切斷退路，歷史彷彿注定家康大器晚成，百忍成金，任信繁再衝鋒陷陣，筋疲力盡，皆屬徒然。

江戶幕府統一日本，歷秀忠而至家光，即施行獨裁統治，壓制天主教，行閉關鎖國，此遠不如信長、秀吉掌權之時。世襲將軍之位成常態，結果是體弱、癡呆均可做在上者。除了八代將軍吉宗及其孫稍有作為，其他表現平平，管治不見得優秀。

爭尊親父為「大御所」，與中國宋明兩朝爭尊親父為「皇考」有何分別？寬政異學之禁，何異於南宋「慶元黨禁」？寬政、天保改革受挫，跡近北宋。統一日本後偃武息戈，終致武備廢弛，轉向文治，亦和北宋太宗以後偃武修文相似。近古中國始於北宋，近古日本始於江戶幕府，非常清楚。

培里叩關，叩破了江戶幕府，王政復古，對日本是件好事，至少牢籠衝破了，綻放生機。由此回望戰國結束，江戶幕府統一，窒塞日本發展兩百多年，歷史冥冥中的主宰不是教人扼腕嗎？何不當初由信長、秀吉統一天下？

研讀日本戰國史，始於八年前。當時從電台節目聽到德川家康，又在電視中看到大河劇《江 - 公主們的戰國》、在書中發現茂呂美耶的《戰國日本》，因而醉心。寫唐睿宗提早讓位給兒子李隆基時，我曾援引伊達輝宗提早傳位給兒子伊達政宗之史例作對比。今天想來，仍覺精彩。昔日五頁的筆記早已塵封泛黃，現在竟成了五十篇文章。八年時間，斗轉星移，多少事物變遷，唯此顆好學不倦之心始終未變，亦一大幸事。

二十多歲讀戰國，常為諸大名、戰事所吸引，弄得頭暈目眩。三十多歲重讀戰國，內心更多添一份感慨，一份對歷史這樣走不那樣走的宿命的感慨！

江戶時代 (下)

德川家治能夠繼任將軍，一種說法是源自祖父吉宗的意願。家治重用田沼意次，推行改革，包括：著手下總國印旛沼的開墾工程、策劃開發蝦夷地、與俄羅斯帝國進行貿易、保護西學等。可惜他無子嗣，立一橋德川家的德川治濟的長男豐千代 (即後來的德川家齊) 為養嗣子。家治死，家齊繼位。一橋派馬上反田沼意次，改革中斷。

家齊初期重用松平定信，推行寬政改革。改革內容如下：

a. 重整幕府綱紀，重建老中 (大將軍直屬官員，負責統領全國政務) 協議制度。

b. 重農抑商，廢除商品專賣商行，整治御用商人，設立町會所調整物價。獎勵耕作糧食作物，限制經濟作物，屯糧以備荒、造林、治水。勸導城市遊民回鄉務農，禁止農民離鄉。

c. 重振武家綱紀，獎勵武士習文練武。

d. 取締娼妓，禁止色情文學、男女混浴。

e. 整頓財政，厲行節儉，削減幕府經費、將軍用度，以救濟貧民。

f. 奉朱子學為正學，頒異學禁令，遏制其他文化 (特別是西學) 傳播。

可是，由於寬政改革未能振興幕府經濟，加上家齊覺得改革太過嚴猛，兼因大御所事件 (寬政五年，即 1793 年，家齊欲尊封親生父親治濟為「大御所」，定信反對，指「大御所」乃當過將軍的人方能擁有的封號，性質類似中國宋代的濮議之爭、明代的大禮議) 與定信交惡，定信不久被罷免，幕府政治恢復腐敗。

天保八年 (1837 年)，家齊把大將軍之位讓給次子德川家慶，四年後去世，享年六十八歲。

家慶上場，面對的是個爛攤子。天保荒災，商人囤積居奇，百姓苦不堪言。生於大阪的大鹽平八郎，潛心鑽研陽明學，眼見百姓苦況，竟盡售藏書換錢購入武器彈藥，聚眾起事。雖然亂事迅速平定，各地餘波未了。幕府管治受到動搖。

家慶重用水野忠邦，進行天保改革，內容如下：

政治方面

A. 裁撤貪腐官員。

B. 迫使大名交出封地作幕府直轄地，加強中央集權。

經濟方面

A. 禁止農民流入江戶及強制在江戶的農民歸鄉。工匠須持有官府許可證才可進入江戶。

B. 發展大規模農田水利，鼓勵城市無家無業者返鄉耕作。

C. 禁止囤積居奇，打擊商人壟斷，穩定物價。

D. 強迫富商交「公務稅」，增加幕府收入。

E. 限制各種祭祀規模，並禁止生產、販賣及消費奢侈品。

軍事方面

A. 改變對異國船隻一律抵抗的強硬姿態，引進西洋炮術，加強江戶灣及伊豆島的海防。

文化方面

A. 施行儉約令，對娛樂文化，如浮世繪、歌舞伎、通俗文學加以限制。

天保改革激起既得利益者不滿，忠邦被罷免，改革宣告失敗。

家慶將朝政交給阿部正弘等人處理，且決定由四子德川家定繼任將軍。

嘉永六年 (1853 年)，美國黑船來航，培里 (Matthew Perry) 叩關，家慶於商討對策的過程中病逝，享年六十歲。

這個時候，江戶幕府已失去統御各藩的優勢。長州藩、薩摩藩、佐賀藩 (前身為肥前國) 各自實行現代商業及軍事改革，致使財力及軍力急速上升。西南強藩不甘受幕府宰制，要求對國家大政有更大發言權，變相加劇與幕府的矛盾。開新與守舊之爭，邊陲與核心之爭，一觸即發。

嘉永七年 (1854 年)，江戶幕府與美國締結《日美和親條約》(又稱《神奈川條約》)，日本鎖國體制崩解。

朝政由阿部正弘掌握，此後由井伊直弼指揮。井伊直弼推舉紀州藩主德川慶福 (即後來的德川家茂) 繼任幕府將軍，薩摩藩主島津齊彬 (養女篤姬嫁予家定) 則推舉一橋慶喜 (原為水戶德川家德川齊昭的第七子，後過繼給一橋德川家，改名一橋慶喜)。慶福卒之繼位，島津齊彬等大名被處分。安政五年 (1858 年)，家定心臟病死。

阿部正弘生前，起用勝海舟等人，致力強化海防，並創設講武所、洋學所、長崎海軍傳授所等。他又推進西洋炮術、放寬大船建造的禁令，史稱安政改革。島津齊彬是阿部正弘的盟友。

家茂任大將軍，適逢「尊王攘夷」之風熾烈。所謂「尊王攘夷」，是指江戶幕府的軍政，必須奉還天皇，以抵抗侵犯日本的外夷 (強行叩關的外國人)。長州藩是「尊王攘夷」運動的中心，代表人物有吉田松陰、高杉晉作等。

井伊直弼決定家茂繼任幕府將軍，未得天皇敕許。孝明天皇發出《戊午密敕》，號召各地剷除井伊直弼。井伊直弼先發制人，開「安政大獄」，肅清響應密敕者，以及懷有異見者。不少「尊王攘夷」派和「一橋派」(支持一橋慶喜的大名、公卿、志士等) 遭殃。安政七年三月三日 (1860 年 3 月 24 日)，井伊直弼於櫻田門外被水戶藩 (一橋慶喜親生父親正是水戶藩主) 浪人暗殺，史稱櫻田門外之變。隨著井伊直弼死亡，安政大獄告一段落。

幕府提出「公武合體」，主張聯合朝廷 (公家) 和幕府 (武家)，對抗外夷。「公武合體」很大程度是要壓制當時的「尊王攘夷」運動，避免幕府倒台。

奈何家茂二十一歲病死，末代將軍慶喜想借助法國之力進行西化，豈知法國與英國站在同一陣線，傾向倒幕。他重提公武合體，偏偏支持公武合體、反對倒幕的孝明天皇暴斃，美夢幻滅。

土佐、薩摩、長州、廣島四藩組成倒幕同盟，聯合出兵。慶喜為避免日本陷入內戰，主動在二條城將大政奉還明治天皇。明治天皇頒佈《王政復古令》，廢除幕府。

慶喜本來打算以退為進，在新政體下保留實力。可惜倒幕同盟堅持斬草除根，要求朝廷沒收慶喜官位及領地，成立由天皇主導的新政府。慶喜迫於無奈，率一萬五千幕府軍與為數五千的政府軍決戰，鳥羽伏見之戰以幕府軍大敗收場，慶喜投降，交出江戶。江戶幕府二百六十五年統治正式劃上句號。

[音樂節目 Music Show] 俊 ~ 樂 ~ 樂 (24/02/2020)

江戶時代 (中)

第六代將軍德川家宣廢止綱吉頒下的生類憐憫令和酒稅，獲平民讚賞。他又將柳澤吉保免職，推行文治，實施財政改革。可惜其在任三年即死去，四歲的家繼繼位，江戶幕府大權再次旁落。家繼八歲過世，由吉宗任第八代將軍。

吉宗出自御三家中的紀州德川家。所謂「御三家」，是指德川氏中除德川將軍家外擁有幕府將軍繼承權的三大旁系：

1. 尾張德川家 (尾張家・尾張藩)，始祖是德川義直 (德川家康的九子)

2. 紀州德川家 (紀州家・紀州藩)，始祖是德川賴宣 (德川家康的十子)

3. 水戶德川家 (水戶家・水戶藩)，始祖是德川賴房 (德川家康的十一子)

吉宗是德川賴宣的孫子，紀州藩 (和歌山縣) 藩主的第四子。

寶永二年 (1706 年)，吉宗成為紀州藩主。他皮膚黝黑，強壯有力，身材高大，健康的體魄是其本錢。任內有效整頓紀州藩的經濟和天災人禍，具豐富地方行政經驗。體恤老百姓、興修水利改善農業、過著儉樸的生活，尤其令吉宗深得民心。 享保元年 (1716 年)，吉宗繼任第八代將軍。

吉宗為免大權旁落，積極清除前朝舊臣，包括新井白石 (儒學家、歷史學家，致力革除弊政，不少提議被德川家宣採納。吉宗嫌白石太從禮教出發、太講究繁文縟節，並懷疑儒者處理實際問題的能力，因而下決心撤換之)。任用的新人中，有一大岡忠相，正直清廉，辦事認真，堪稱一代賢臣。他被吉宗任命為江戶町奉行。這是一個集江戶的行政、治安和司法於一身的職務。忠相儼然成為吉宗的左右手，對享保改革作出很大貢獻。

享保改革是吉宗實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

政治方面

I. 精簡架構

削減多餘官位，廢除俸祿世襲制，裁撤御家人，以節省開支，加強將軍集權。

II. 務實行事

吉宗反對依據儒家經典行事，他認為，幕府本來就應該像個武人的政權，強調辦事要切合實際，果斷迅速，「諸事權現様御掟之通」，意即「諸事 (任何事) 以如同權現 (德川家康) 所定的方法處理」。

III. 聽取民意

享保四年 (1719 年)，幕府宣佈，所有來自下層的提議和訴求，都會被考慮和調查。即使是證據不足的指控，投訴者也不會受懲罰。享保六年 (1721 年)，吉宗又在江戶、京都、大阪設置目安箱，鼓勵老百姓投書，揭發貪官污吏，以便聽取民意。

IV. 制定法度

推出首部法典《公事方御定書》，分兩卷，上卷明確規定司法和員警機構的關係，下卷陳列種種刑罰和判例，對各刑事案件進行了詳細歸納，從法律上減少不公刑罰。

經濟方面

I. 規定年貢

發佈「上貢稻米制」，規定各藩上交的年貢為每一萬石中交給幕府一百石。

II. 鼓勵儉約

發佈儉約令，要求幕臣節省各類開支。大名參覲交代的時間縮短一半，以減少在江戶的開銷。

III. 放寬限制

放寬長崎的對華貿易限制，日本向中國輸出銅、鯊魚翅和漆器等，其中銅是利潤最大的出口貨。結果，幕府賺得十二萬兩金幣的財政盈餘。「上貢稻米制」亦因此而取消。

IV. 穩定物價

吉宗極力處理米的生產和定價問題。他又整頓混亂的貨幣制度，改鑄新幣，統一幣制。

軍事方面

I. 重整軍備

針對江戶到各藩武備懈弛，吉宗強化了幕府軍隊的訓練，並在關東平原和富士山區多次進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另外，他又增加日本沿海的守備。

社會方面

I. 成立火消組

享保五年 (1720 年)，吉宗建立由四十七人組成的江戶町火消組，由大岡忠相指揮，乃日本最早的直屬於政府的專業消防隊。

文化方面

I. 發展科學

自然科學是吉宗的愛好。在他推動下，日本科學技術取得前所未有的進步。

II. 放寬禁令

享保五年 (1720 年)，吉宗放寬禁書令，為西學研究奠下基礎。

儘管問題未完全解決 (如農民負擔仍然沉重，高利貸、土地兼併、投機倒把風氣日盛)，吉宗無疑令整體社會生產力向上提升。

延享二年 (1745 年)，吉宗辭去大將軍職，由長子德川家重繼任。

和父親不同，家重體弱多病，言語困難。任內農作物失收，引發暴動，社會再次不安。他又重用大岡忠光，忠光乘機濫用權力，實施暴政。寶曆十年 (1760 年)，大岡忠光去世，同年，家重讓位給長子德川家治，翌年病逝，享年四十九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