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史小齋: 12月 2019

(一) 父親是個主戰派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親朱松，與主戰派親近，而不願附和以秦檜為首的主和派。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松，字喬年，中進士第。胡世將、謝克家薦之，除秘書省正字。趙鼎都督川陝、荊、襄軍馬，招松為屬，辭。鼎再相，除校書郎，遷著作郎。以御史中丞常同薦，除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郎。秦檜決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檜怒，風御史論松懷異自賢，出知饒州，未上，卒。(《宋史・道學傳》)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韋齋先生松，第進士，歷官司勳、吏部郎。以不附和議忤秦檜，去國，行誼為學者所師。(《宋元學案・晦翁學案上》)

《宋史・胡世將傳》：

胡世將，字承公，常州晉陵人，宿之曾孫......紹興九年，玠卒，以世將為寶文閣學士、宣撫川、陝。時關陝初復，朝廷分軍移屯熙、秦、鄜延諸道。明年夏，金人陷同州，入長安，諸路皆震。蜀兵既分，聲援幾絕，乃遣大將吳璘、田晟出鳳翔，郭浩出奉天，楊政由赤谷歸河池。不數日，璘捷於石壁及扶風，金人逡巡不敢度隴，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詔除端明殿學士。

換言之，吳璘扶風之捷，胡世將有份促成。

謝克家，據《嘉定赤城志》卷三十四和張守＜祭謝參政文＞，他曾在紹興二年 (1132 年) 上書彈劾秦檜。張守亦經常激勵宋高宗抗金，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宋史紀事本末》)。

然則，朱松實為主戰派的同路人。家學淵源，朱熹傾向主戰，可以推知。

《宋史》未有記載朱熹的出生年份，根據《宋元學案》，朱熹生於高宗建炎四年 (1130 年)。

嘗為閩延平尤溪縣尉。建炎四年罷官，寓尤溪城外毓秀峰下之鄭氏草堂，生先生。(《宋元學案・晦翁學案上》)

建炎四年發生了什麼事？

(1) 金太宗冊立劉豫割據河南、淮北，建立偽齊政權。

(2) 韓世忠在黃天蕩大敗兀朮率領的金兵。

(3) 岳飛在牛頭山大敗金兵，收復建康。

(4) 秦檜被放回南宋。

就 (2)、(3) 言，主戰派氣勢如虹。(1) 反映金人無法消化大片中原領土，需要成立傀儡政權協助管治。正因為金人無法在戰場上取得壓倒性勝利，故有 (4)。

《宋史・秦檜傳》：

初，二帝北遷，檜與傅、叔夜、何㮚，司馬朴從至燕山，又徙韓州。上皇聞康王即位，作書貽粘罕，與約和議，俾檜潤色之。檜以厚賂達粘罕。會金主吳乞買以檜賜其弟撻懶為任用，撻懶攻山陽，建炎四年十月甲辰，檜與妻王氏及婢僕一家，自軍中取漣水軍水砦航海歸行在。丙午，檜入見。丁未，拜禮部尚書，賜以銀帛。

檜之歸也，自言殺金人監己者奔舟而來。朝士多謂檜與㮚、傅、朴同拘，而檜獨歸；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逾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軍撻懶，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宰相范宗尹、同知樞密院李回與檜善，盡破群疑，力薦其忠。

依此，秦檜實為金國派至南宋之細作、間諜。

適逢建炎三年 (1129 年) 三月發生「苗劉兵變」(由苗傅、劉正彥發動，誅殺宋高宗趙構寵幸的權臣及宦官以清君側，並逼迫宋高宗將皇位禪讓給三歲的皇太子趙旉。兵變消息傳出後，各地將領紛紛勤王平亂，出兵鎮壓，苗、劉最後被磔死)，高宗自此對武將有戒心。

秦檜力主宋金議和，建炎四年可謂主戰派由盛轉衰的開始。恰巧朱松罷官的年份也是建炎四年。

嘗為閩延平尤溪縣尉。建炎四年罷官，寓尤溪城外毓秀峰下之鄭氏草堂，生先生。(《宋元學案・晦翁學案上》)

朱熹在主戰的家庭中成長，卻遇上主和派逐漸得勢的一個時代，都算生不逢時了。

(二) 主和派得勢，政治上難有作為

朱熹自幼聰穎，有尋根問底的思想傾向。

熹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宋史・道學傳》)

他不久歸宗儒家，貶抑佛老之流行。

就傅，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群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於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為僧道者。(《宋史・道學傳》)

先生自幼穎悟，五歲讀《孝經》，即題曰：「不若是，非人也。」年十八，登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授泉州同安主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婦女之為僧道者。(《宋元學案・晦翁學案上》)

朱熹在泉州任同安主簿五年，深得民心。

士思其教，民懷其德，不忍其去，至五考而後罷。(《宋元學案・晦翁學案上》)

他去職後，一直到孝宗即位，詔求直言，才再上封事。

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召，以疾辭。孝宗即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言......(《宋史・道學傳》)

二十八年，請嶽祠。二十九年，以陳康伯薦召，以疾辭。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先生上封事......(《宋元學案・晦翁學案上》)

觀乎朱熹上封事的內容，離不開「辟佛老」，強調《大學》正心、誠意、格物、致知，主戰，以及指出監司的流弊。

孝宗即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遍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風誦文辭，吟詠情性，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贓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宋史・道學傳》)

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先生上封事：「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所以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明矣。願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俟數年之後，國富兵強，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之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本源之地，亦在於朝廷而已。」(《宋元學案・晦翁學案上》)

據束景南《朱子大傳》，以上朱熹的上封事當發生於紹興三十二年 (1162 年)。當時朱熹只有 32 歲。牟宗三指朱熹 40 歲才對中和問題豁然開朗，上接伊川「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則他上封事時僅浮泛地講些《大學》的道理，並未建立一哲學大系統。

隆興元年 (1163 年)，朱熹再上封事，內容仍是勸孝宗「格物致知」，並堅持對金人用兵。

隆興元年，復召。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宋史・道學傳》)

隆興元年，復召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未嘗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宋元學案・晦翁學案上》)

當時，湯思退為相，《宋史・湯思退傳》：

湯思退，字進之，處州人......先是，秦檜當國，惡直醜正，必不異和議，不摘己過，始久於用。時思退名位日進，檜病篤，招參知政事董德元及思退至臥內，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其以我為自外，不敢辭，思退慮其以我期其死，不敢受。高宗聞之，以思退不受金，非檜黨，信用之。二十六年，除知樞密院事。明年，拜尚書右僕射；又二年，進左僕射。明年，侍御史陳俊卿論其「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為，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檜父子恩也。」遂罷，以觀文殿大學士奉祠。

隆興元年，符離師潰，召思退復相。諫議大夫王大寶上章論之，不報。金帥紇石烈志寧遺書三省、樞密院，索海、泗、唐、鄧四郡。思退欲與和，遣淮西安撫司幹辦公事盧仲賢加樞密院計議、編修官，持報書以往。既行，上戒勿許四郡......二年，浚以金未可與和，請上幸建康，圖進兵。上手批王之望等並一行禮物並回，詔荊、襄、川、陝嚴邊備，竄仲賢郴州。思退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而後從事。上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言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

思退始終與張浚不合，浚以雪恥復仇為志，思退每借保境息民為口實，更勝迭負，思退之計迄行，然終以不免。敵既得海、泗、唐、鄧，又索商、秦，皆思退力也。

湯思退乃一徹頭徹尾的主和派，跟秦檜亦有密切關係。

乾道元年 (1165 年)，洪适為相，主和，朱熹「道不同不相為謀」，離開官場。

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熹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為相，復主和，論不合，歸。(《宋史・道學傳》)

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先生武學博士，待次歸。乾道元年，趣就職。既至而洪适為相，復主和，論不合，復請祠歸。(《宋元學案・晦翁學案上》)

往後的日子，朱熹表現出不願為官的傾向。

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為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熹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令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上欲獎用廉退，以勵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事以熹名進，除秘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一時權幸群小，乘間讒毀，乃因熹，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沖佑觀。(《宋史・道學傳》)

三年，劉公珙在樞府，薦為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公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孝宗曰：「朱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令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淳熙二年，除秘書郎，力辭，乃主管武夷山沖佑觀。(《宋元學案・晦翁學案上》)

直至淳熙五年 (1178 年)，他才知南康軍，那時他已 48 歲。

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熹再辭，不許。(《宋史・道學傳》)

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宋元學案・晦翁學案上》)

(三) 政治失意成就學思圓熟

朱熹 40 歲後放棄湖湘學派「先察識，後涵養」，契接伊川之學，時為乾道六年 (1170 年)。

五年後，即淳熙二年 (1175 年) 六月，他與陸氏兄弟在鵝湖山上進行學術討論，鬧得不歡而散。

這一段時間，正值朱熹遠離官場之時。我們不妨說，朱熹有偉大的學思成就，得益於隆興元年至淳熙五年政治上的失意。

(四) 初嚐「得君行道」滋味

朱熹雖言道學，但非辦不成實事。

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間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宋史・道學傳》)

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全活甚多。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宋元學案・晦翁學案上》)

政治上的滿腔鬱結，終於在淳熙七年 (1180 年) 的上疏一瀉而出。

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暬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置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齪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搗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宋史・道學傳》)

明年夏，大旱，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暬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宋元學案・晦翁學案上》)

孝宗最初大怒，後來在陳俊卿、趙雄的勸說下，仍起用朱熹。

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眾，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為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宋史・道學傳》)

孝宗讀之大怒，宰相趙雄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譽之愈眾，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孝宗以為然，乃除先生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宋元學案・晦翁學案上》)

《宋史・陳俊卿傳》：

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幼莊重，不妄言笑......秦檜當國，察其不附己，以為南外睦宗院教授。

《宋史・趙雄傳》：

趙雄字溫叔，資州人......雄既見金主，爭辨數四。其臣屢喝起，雄辭益力，卒得請乃已，金人謂之「龍斗」。嘗上疏論恢復計，大略謂：「莫若由蜀以取陝西，得陝西以臨中原，是秦制六國之勢也。」

朱熹在孝宗晚年比較有所作為。

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秘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

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次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辟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薦臻。群小相挻，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上為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

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湊。熹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而革之。從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為經久之計。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為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卻有可觀。」

熹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為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為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征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宋史・道學傳》)

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秘閣。曾浙東大饑，改提舉浙東。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次言：「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而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邪佞充塞，貨賂公行，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孝宗為動容。先生拜命，即日單車就道，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郡縣官吏憚其風釆，至自引去，所部肅然。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為經久之計。復奏言：「為今之計，獨有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為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宋元學案・晦翁學案上》)

可惜未幾他遇上唐仲友案。

(五) 唐仲友及其所屬陣營

《宋元學案・說齋學案》記唐仲友生平：

唐仲友，字與政，金華人也，侍御史堯封之子。侍御以清德有直聲，先生兄弟皆自教之。成紹興二十一年進士，兼中宏辭，通判建康府。上萬言書論時政，孝宗納之。召試，除著作郎，疏陳正心誠意之學。出知信州，以善政聞。

「上萬言書論時政」、「疏陳正心誠意之學」，此見仲友關心政治，受儒學 (特別是《大學》) 薰陶。

移知台州，嘗條具荒政之策，請以司馬光舊說，令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歷，聽其舉貸，量出利息，俟年豐，官為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從之。鋤治奸惡甚嚴。

抑制貧富懸殊、消除地方上的奸惡，仲友似為一好官。

唯治學路數上，仲友傾向舊儒學 (經史之學)，反對新儒學 (心性之學)。

先生素伉直，既處摧挫，遂不出，益肆力於學，上自象緯方輿、禮樂刑政、軍賦職官，以至一切掌故，本之經史，參之傳記，旁通午貫，極之繭絲牛毛之細，以求見先王制作之意，推之後世，可見之施行。其言曰：「不專主一說。苟同一人，隱之於心，稽之於聖經，合者取之，疑者闕之。」又曰：「三代治法，悉載於經，灼可見諸行事。後世以空言視之，所以治不如古。」痛闢佛、老，斥當時之言心學者，從遊嘗數百人。

《金華耆舊補》卷十九：

仲友邃於經學，通性命之理，下至天文地理、兵農、禮樂刑政、陰陽度數、郊社學校、井地封野，探索考訂，體該本末，一一可見諸用。

朱熹大談心性之學，仲友自然看不起他，故有陳直卿所言「說齋恃才，頗輕晦翁」。

再看唐仲友的出身背景：

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為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宋史・道學傳》)

《宋史・王淮傳》：

王淮，字季海，婺州金華人。幼穎悟，力學屬文。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為台州臨海尉。郡守蕭振一見奇之，許以公輔器。振帥蜀，辟置幕府。振出，眾欲留，淮曰：「萬里將母，豈為利祿計。」皆服其器識，遷校書郎。

高宗命中丞舉可為御史者，朱倬舉淮，除監察御史，尋遷右正言。首論：「大臣養尊，小臣持祿，以括囊為智，以引去為高。願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宰相湯思退無物望，淮條其罪數十，於是策免。至於吏部侍郎沈介之欺世盜名，都司方師尹之狡險，大將劉寶掊克結權倖，皆劾罷之。又奏：「自治之策，治內有三：正心術，寶慈儉，去壅蔽。治外有四：固封守，選將帥，明賞罰，儲財用。」上深嘉歎。

......淳熙二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辛棄疾平茶寇，上功太濫。淮謂：「不核真偽，何以勸有功。」文州蕃部擾邊，吳挺奏：「庫彥威失利，靖州夷人擾邊。」楊倓奏：「田淇失利。」淮謂：「二將戰歿，若罪之，何以勸來者。」上嘗諭曰：「樞密臨事盡公，人無間言，差除能守法甚善。」薦軍帥吳拱、郭田、張宣。除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

時宰相久虛，淮與李彥穎同行相事。淮謂：「授官當論賢否，不事形跡。誠賢，不敢以鄉里故舊廢之；非才，不敢以己私庇之。」上稱善。擢知院事、樞密使。上言武臣嶽祠之員宜省，淮曰：「有戰功者，壯用其力，老而棄之，可乎？」趙雄言：「北人歸附者，畀以員外置，宜令詣吏部。」上曰：「姑仍舊。」淮曰：「上意即天意也。」雄又奏言：「宗室嶽祠八百員，宜罷。」淮曰：「堯親睦九族，在平章百姓之先；骨肉之恩疏，可乎？」時辛棄疾平江西寇，王佐平湖南寇，劉焞平廣西寇，淮皆處置得宜，論功惟允。上深嘉之，謂：「陳康伯雖有人望，處事則不及卿。」

......趙雄罷相，蜀士之在朝者皆有去意。淮謂：「此唐季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有。」皆以次進遷，蜀士乃安。樞密都承旨王抃怙寵為姦，淮極陳其罪，謂：「人主受謗，鮮不由此。」上即斥之，且曰：「丞相直諒無隱，君臣之間正宜如此。」章穎論事狂直，上將黜之，淮曰：「陛下樂聞直言，士大夫以言相高，此風可賀也。黜之適成其名。」上說，穎復留。

有十點特別值得注意：

1.「王淮，字季海，婺州金華人」- 唐仲友與王淮為同鄉。

2.「萬里將母，豈為利祿計」- 王淮重義輕利，乃儒門中人。

3.「願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 王淮篤信《大學》正心誠意至治國平天下一段工夫修養。

4.「宰相湯思退無物望，淮條其罪數十」- 王淮站在主和派的對立面，為一主戰派。

5.「辛棄疾平茶寇，上功太濫。淮謂：『不核真偽，何以勸有功。』」- 王淮雖主戰，但非盲目撐主戰官員，仍講究事理。

6.「誠賢，不敢以鄉里故舊廢之；非才，不敢以己私庇之」- 王淮用人，只重賢德與才幹，是否鄉里故舊，是否自己人，不在考慮之列。

7.「有戰功者，壯用其力，老而棄之，可乎？」- 此反映王淮重情顧舊。

8.「時辛棄疾平江西寇，王佐平湖南寇，劉焞平廣西寇，淮皆處置得宜，論功惟允。上深嘉之，謂：『陳康伯雖有人望，處事則不及卿。』」- 王淮的優秀之處在平衡各主戰將領的手腕極為熟練，是一個重要的居中調停角色。

9.「趙雄罷相，蜀士之在朝者皆有去意。淮謂：『此唐季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有。』皆以次進遷，蜀士乃安」、「章穎論事狂直，上將黜之，淮曰：『陛下樂聞直言，士大夫以言相高，此風可賀也。黜之適成其名。』上說，穎復留」 - 這兩條充分看出，王淮不只是主戰派將領之間的居中調停角色，更是皇帝與臣下的居中調停角色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指出，王淮講「皇極」，便連接到「國是」，強調不妄動，以「大中」來釋「皇極」，旨在追求均衡與安全。此可為王淮作為居中調停角色的佐證)。

10.「王抃怙寵為姦，淮極陳其罪」- 王淮對王抃一派鄙視。

《宋史・張大經傳》：

張大經，字彥文，建昌南城人......時兩淮監司、帥守多興事邀功，大經獨以平易近民，民咸德之。提舉湖南常平，提點湖北刑獄，尋移江東。他路有巨豪犯法，獄久不竟，命移屬大經，豪挾權勢求脫，大經卒正其罪。孝宗重風憲之選，命條上部使者十人，上獨可大經，召見，上曰：「朕十人中得卿一人，以卿風力峻整。」遂除監察御史，命下，中外聳歎。

......慶元四年七月，疾革，語諸子曰：「吾目可暝，吾愛君憂國之心不可泯。」無一語及私。

據此，張大經亦為一有抱負、有操守的官員。

《宋史・鄭丙傳》：

鄭丙，字少融，福州長樂人。紹興十五年進士。積官至吏部尚書、浙東提舉。朱熹行部至台州，奏台守唐仲友不法事，宰相王淮庇之。熹章十上。丙雅厚仲友，且迎合宰相意，奏：「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蓋指熹也。於是監察御史陳賈奏：「道學之徒，假名以濟其偽，乞擯斥勿用。」道學之目，丙倡賈和，其後為慶元學禁，善類被厄，丙罪為多。

嘗知泉州，為政暴急，或勸之尚寬，丙曰：「吾疾惡有素，豈以晚節易所守哉。」聞者哂之。丙官終端明殿學士，卒，諡「簡肅」。

跟張、王二人不同，鄭丙有偏袒友人、迎合權貴者、自標門戶、不聽人勸的陋習。然而，單憑鄭丙之弊謂王淮、唐仲友、張大經為奸佞，實在說不過去。

王淮、唐仲友等是主戰派陣營中的另一支，他們和朱熹的矛盾衝突，是主戰派陣營內部的分裂。

(六) 唐仲友案始末的推想

淳熙八年 (1181 年)，朱熹六次彈劾唐仲友。《宋元學案・說齋學案》只用寥寥數筆交代：

晦翁為浙東提刑，劾之。時先生已擢江西提刑，晦翁劾之愈力，遂奉祠。

《宋史・道學傳》卻有以下記載：

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仲友亦自辯，淮乃以熹章進呈，上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強官究實，仍令熹速往旱傷州郡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

《宋史・鄭丙傳》：

朱熹行部至台州，奏台守唐仲友不法事，宰相王淮庇之。

《宋史・王淮傳》：

初，朱熹為浙東提舉，劾知台州唐仲友。淮素善仲友，不喜熹，乃擢陳賈為監察御史......

仲友出現錯失，王淮予以庇護，致使朱熹「劾之愈力」。至於王淮為何要包庇仲友？除了因為 (1) 仲友有才 (2) 他與仲友為同鄉姻親 (3) 他不喜朱熹，也可能由於朱熹所講的罪狀根本不成罪狀。

清人王先謙引黎庶昌《古逸叢書》敘目：

影宋台州本《荀子》二十卷。朱子按唐仲友為一重大公案。其第四狀云：「仲友以官錢開《荀》、《揚》、《文中子》、《韓文》四書，貼黃云『仲友所印四子』，曾送一本與臣。臣不合收受，已行估計價值，還納本州軍資庫訖。」

葉德輝《書林清話》卷十：

朱子劾唐仲友一重公案，世固鮮有知之者。淳熙八年，唐仲友守台州，領公使庫錢刻《荀子》、《揚子》二書，為朱子所彈劾。

如果屬實，唐仲友是擅自挪用公帑做自己想做的事 (印書)。從這方面看，仲友是有錯的。可是，從文化普及的層面看，仲友的錯未嘗不可令天下得益。上升到「前後六上」，只怕有更深層的理由：非難仲友所印俱為異端邪說、思想歧出的書籍，《荀》、《揚》、《文中子》、《韓文》在朱熹眼中皆為不純正、歧出。

王淮的回應頗堪玩味，《四朝聞見錄》：

淳熙間，考亭以行部劾台守唐氏，上將置唐於理。王與唐為姻，乃以唐自辨疏與考亭章俱取旨，未知孰是。王但微笑，上固問之，乃以朱程學、唐蘇學為對，上笑而緩唐罪。時，上方崇厲蘇氏，未遑表章程氏也，故王探上之意以為解。

「蘇學」即蘇軾之學，蘇軾為蜀人，故「蘇學」又稱「蜀學」。「蘇學」駁雜，從不輕視《荀》、《揚》、《文中子》、《韓文》，仲友印四書，某程度上也是「蘇學」的體現。

「程學」指程伊川之學，伊川為洛陽人，故「程學」又稱「洛學」。朱熹以《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為「《六經》之階梯」，看不起荀子及漢唐諸儒，他自然認為《荀》、《揚》、《文中子》、《韓文》是不宜重印，更何況用公帑。

王淮微笑，其實是看穿事件的本質為意氣之爭，陶宗儀《說郛》卷五十七引《雪舟脞語》：

唐悅齋仲友字與正，知台州。朱晦庵為浙東提舉，數不相得，至於互申。壽皇問宰執二人曲直。對曰：秀才爭閒氣耳……

好一句「秀才爭閒氣」，王淮既知朱熹所謂罪狀不完全能成立，仲友何來被劾之理？「包庇」實際未必真有其事，只是王淮處事較謹慎、穩重。

有謂陳亮 (陳同甫) 求一妓不得，於是向朱熹中傷唐仲友。全祖望不認同，說：

同甫《與晦翁書》曰：「近日台州之事，是非毀譽參半。」且言有拖泥帶水之意，則似亦未盡以晦翁之所行為至當者。同甫又曰：「平生不曾說人是非，與政乃見疑相譖，真足當田光之死。」則當時蓋有此疑，而同甫亟自白也。是皆失其實矣。(《宋元學案・說齋學案》)

中傷仲友者，更可能是高文虎。

《金華徵獻略》：

(唐仲友) 政聲燁然，為同官高文虎所忌，讒於提舉刑獄朱熹，劾罷。

全祖望說：

或曰：「是時台州倅高文虎譖之東萊，東萊轉告晦翁。」案東萊最和平，無忮忌，且是時下世已一年矣......文虎，小人之尤，殆曾出於其手。(《宋元學案・說齋學案》)

至於朱熹指斥唐仲友和台州官妓嚴蕊通姦，全祖望駁斥：

然予觀晦翁所以糾先生者，忿急峻厲，如極惡大憝，而反覆於官妓嚴蕊一事，謂其父子踰濫，則不免近於誣抑......且蕊自台移獄於越，備受箠楚，一語不承。其答獄吏云：「身為賤妓，縱與太守有濫，罪不至死，但不欲為妄言，以污君子，有死不能也。」於是岳商卿持憲節卒釋之。然則先生之誣可白矣。(《宋元學案・說齋學案》)

全氏又說：

又以在官嘗刊荀、揚諸子為之罪，則亦何足見之彈事。晦翁雖大賢，於此終疑其有未盡當者。(《宋元學案・說齋學案》)

全祖望以重視史料校訂，精研宋末及南明史事聞名。他的觀點應該是可信的。

綜上所述，唐仲友案要點如下：

a. 唐仲友用「官錢開《荀》、《揚》、《文中子》、《韓文》四書」，引來「訟仲友者紛然」；

b. 朱熹受高文虎左右，發現唐仲友很多過錯。高文虎中傷仲友，是妒忌他「政聲燁然」；

c. 朱熹受自己學問路數左右，覺得用「官錢開《荀》、《揚》、《文中子》、《韓文》四書」罪大惡極，是向社會散佈異端邪說，非劾之不可；

d. 王淮基於謹慎原則不受理，反被朱熹誤會包庇唐仲友。

e. 朱熹為了打擊唐仲友，不惜誣陷台州官妓嚴蕊與仲友通姦，對嚴蕊嚴刑毒打，屈打成招。

f. 事件以仲友離開官場、王淮不久罷相告終。

(七) 對近人研究唐仲友案的一些回應

關於唐仲友案，近人作出了不少考證。

束景南《朱子大傳》認為，唐仲友確有貪污罪行，《卜算子》詞非嚴蕊所作，洪邁《夷堅志》所記嚴蕊作詞訴冤全屬虛構。

王國維《人間詞話》亦有「宋人小說多不足信」，並舉嚴蕊《卜算子》為例，懷疑「系唐仲友戚高宣教作……」

吳鈎＜文人的以訛傳訛＞：

這個動人的故事，記載在野史筆記《齊東野語》中。明末淩濛初編撰《拍案驚奇》，又根據《齊東野語》記載改編成小說《硬勘案大儒爭閒氣》，將嚴蕊塑造成一名受到道學家迫害的奇女子。可惜，經近世學者嚴肅考證，基本上已可以認定《齊東野語》所錄並非史實。檢索史料，接替朱熹出任浙東提刑的官員，叫做張詔，並不是嶽霖。那首《卜運算元》也非嚴蕊所寫，而是出自唐仲友親戚高宣教之手，創作時間是在唐仲友替嚴蕊脫去妓籍之時，並不是在嚴蕊系獄之後。

歷史上的嚴蕊也不是一個清白而硬氣的女子。她受寵於唐仲友，卻恃寵驕縱，當起官場掮客，收受賄賂，干預公事。有一個叫做徐新的吏員被唐仲友分配到臨海縣賣官酒，徐新為了逃避這一差使，便向嚴蕊行賄，托她向唐仲友說情。還有一個叫楊准的人，因為偷娶官妓事發，為免受罰，也給嚴蕊等官妓送了一百貫錢，請她代為關說。這些犯罪情節，都有嚴蕊本人的供狀與其他涉案人員的證詞為證。

嚴蕊確實受過兩次杖刑，一次是因為未經正式手續便脫了妓籍，移居外地，按《宋刑統》，官妓非經批准而「流宕他所」，為「浮浪罪」。流宕十日，「笞十二」；每十日加一等；流宕一百九十日以，「杖一百」。嚴蕊因此受了一次杖刑。

另一次則是結案時，嚴蕊以犯了「不應律」(指收受賄賂，干預公事) 再領杖刑。第二次杖刑時，朱熹已經辭職了。說嚴蕊受朱熹的迫害，於史無據，只是坊間文人的以訛傳訛而已。

對此，筆者的回應是：即使朱熹迫害嚴蕊由始至終全屬虛構，無損他六劾唐仲友，造成主戰派分裂。

莫礪鋒＜朱熹迫害過嚴蕊嗎？＞：

束景南教授在《朱熹年譜長編》中以嚴密的考證對它進行了證偽，其中最重要的結論有以下兩點：第一，唐仲友確是一個貪贓狼藉的不法官吏，朱熹對他的參劾是合理合法的。第二，嚴蕊其人，並不像周密所記那般清純無邪，她與唐仲友的關係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才子佳人。現對相關內容簡述如下：

台州知州唐仲友是宰相王淮的同鄉，又是其姻親 (其弟媳是王淮之妹)，平時自恃朝中有人，貪贓瀆職，無所不為。唐仲友還夥同其家族私自經營織染、刻書等產業，而且強行壟斷當地的海產買賣，故富甲一方，橫行鄉里。唐仲友的不法行為簡直到了駭人聽聞的程度，比如他公然窩藏偽造紙幣的罪犯蔣輝，並唆使其繼續偽造「官會」。這件案子成為後代學者研究古代假幣史的重要案例，著名的宋代經濟史專家汪聖鐸先生曾有專文論及。至於唐仲友在私生活上的驕奢淫逸，放蕩糜爛，就不必一一縷述了。所以朱熹彈劾唐仲友，其原因絕對不是理學宗師對風流才子懷有偏見，也不是學術思想有異而導致的「爭閒氣」，它只是朝廷欽差對不法地方官員的一次糾彈而已。否則的話，陸游與辛棄疾是當時的文壇鉅子，為什麼朱熹與陸、辛都很友好？陳亮的思想與朱熹南轅北轍，陳亮又是唐仲友的姻親，為什麼當唐仲友挑撥朱、陳關係時，陳亮卻堅定地站在朱熹一邊？

嚴蕊其人，本是台州的一個官妓。官妓本是封建社會中不幸的女性，是值得人們同情的。但是嚴蕊的情況頗為特殊，由於受到唐仲友的寵愛，她便恃寵驕縱，替人交通關節，收受賄賂，例如臨海縣貼司徐新想要免除其差役，便央求嚴蕊到唐仲友處打點，嚴蕊乘機向徐新索賄。嚴蕊早已從唐仲友的玩物轉變成其貪贓枉法的幫手，即使她才貌雙全，又何足道哉？朱熹所以會在彈劾唐仲友的奏本中涉及嚴蕊，完全是因為她參與了唐的不法行為，是唐仲友犯罪活動的重要證人，這難道有什麼不對嗎？宋詞專家謝桃坊先生在《宋詞辨》一書中說：「可見嚴蕊是一個貪婪奢侈、仗勢受賄、揮霍公款、詐騙錢財的歌妓，其人入獄是罪有應得的，不值得人們同情。」此論證據確鑿，值得嚴蕊的「粉絲」們深思。

至於所謂的朱熹迫害嚴蕊之事，其實只是朱熹在彈劾唐仲友時牽連到嚴蕊而已。況且唐仲友案由紹興府負責勘治，嚴蕊則被收押在台州獄中，由通判趙某審問，且一審即供，朱熹並未直接干預獄事，又哪來的親逼嚴蕊招供且嚴刑拷打之事？順便說一句，朱熹彈劾唐仲友，體現了大公無私的儒家風範。因為唐仲友不但是地方要員，而且有宰相王淮作靠山，不是輕易能扳倒的。況且彈劾唐仲友肯定會得罪王淮，這對朱熹本人有百弊而無一利。一年後王淮唆使別人上疏反對道學，便是對朱熹的反攻倒算。《齊東野語》中所說的朱熹迫害嚴蕊的情節，純出偽造，故漏洞百出。比如所謂嶽霖以「提點刑獄」的身份來台州判案之事，即出於胡編。史料中明文記載著從那段時期曾任浙東提刑的全部官員名單，其中根本沒有嶽霖其人。

其實，唐仲友寵愛嚴蕊是實，但是他同時又寵愛其他官妓，如沈芳、王靜、沈玉、張嬋、朱妙等人，她們都像嚴蕊一樣隨時供其淫樂。而嚴蕊雖然得寵於唐仲友，也未必對唐用情專一。《齊東野語》中記載著謝元卿在嚴蕊家滯留半年，直到囊中空空才離開，雖不一定屬實，倒也合於情理。所以，有些後人把唐仲友與嚴蕊視為一對忠於愛情的癡男怨女，從而為他們一灑同情之淚，並對棒打鴛鴦的朱熹百般辱駡，實在是受了小說家言的誤導。我們再也不能因此事而隨意唾駡朱熹了！

關於嚴蕊的部份，筆者無意糾纏，但唐仲友是否如莫氏所講，為一貪贓狼藉的不法官吏？何解正史會隻字不提？

葛巾＜探秘：宋朝著名理學家朱熹迫害底層歌妓嚴蕊的真相＞透露出答案：

朱熹彈劾唐仲友的六道奏摺裡，列了唐違法收稅、貪污官錢、貪贓枉法、培植爪牙、縱容親屬、敗壞政事、偽造會子等二十四條罪狀，從殘民、貪污、結黨、淫惡四個方面全力討伐。那麼，唐仲友真的十惡不赦嗎？我們可以從其履任台州後的作為管窺一二。

唐仲友有記載可查的政績主要有三樣：修台州學宮，建中津橋，修葺桐山橋。而唐被控「違法收稅」就是緣中津橋而起。

中津浮橋在浙江臨海縣南門城外的靈江上，橋長 287 米，寬 5 米餘，共以船 50 艘組成 25 節，然後用纜索、地錨，錨錠等設備將浮橋的所有船隻串聯，鋪上樑板，連系固定成為橋面。

臨海距東海近，靈江水面受潮汐影響，一日內水位落差可達幾米，為使浮橋能適應潮汐的變化，唐仲友使用「橋不及岸十五尋 (每尋為八尺)，為六筏，為以柱二十，固以檻，筏隨潮與岸低昂，續以板跳」的方式來修浮橋——可以說，在這項工程裡，唐仲友集規劃、設計、勘測、施工、指揮、監察於一身，他在《中津橋記》中記載了這一過程：「度高下、量廣深、立程度，以寸擬丈，創木樣置水池中，節水以筩，效潮進退，觀者開喻，然後賦役。」

那可是八百多年前的宋代，精密儀器、大型機械、通訊設備、可參考的資料……

統統沒有。

但是對當時的唐仲友來說，最大的難題是沒錢。

沒錢。建橋的 1181 年，台州大旱，唐仲友奏請撥常平、義倉賑濟諸縣災民，使人民度過了饑荒，同年，他還重修了台州學宮。

這一年，黎州為加強戰備征丁加役，百姓不堪重負起義。三月，潮州沈師聚眾起事，攻擾汀漳，抗擊官軍近一年。加上連歲歉收，朱熹修白鹿洞書院，趙宋的央行，實在是放不出水。

唐仲友修橋，唯一的路是向民間募資，包括借貸。

借來的錢，朝廷沒錢還，唐仲友只能自己想法子，他想到的辦法就是收過橋費，就像今天的高速公路。

如果拿金庸書中人物比喻，唐仲友就是一東邪。才高於世，眼高於頂，冷峻伉直，就算被誤解也不屑於分辨，和同事的關係當然不怎麼好。船隻過橋收費，也妨礙了商人的利益。

所以朱熹彈劾唐仲友的第三狀，就是「百端阻節搜檢，生出公事不可勝計」。

唐仲友不服朱熹的指控，也上書自辯，稱朱熹「嫉惡太嚴，所謂偏隘也。」

這事最終鬧到孝宗案頭，面對孝宗的查詢，丞相王淮淡然以對：此秀才爭閒氣耳。

很多人認為這是王淮對唐仲友的袒護，是他巧妙的轉移焦點而讓孝宗皇帝一笑釋之，沒有深究唐仲友。但是對一個大廈將傾左支右絀的偏安王朝來說，是更需要經世致用的實幹型人才呢？還是需要一些空言義理的夫子？

正如學者王禕所言，若「徒鶩於空言，其將何以涉事耦變以適世用哉？」

全祖望說：

大抵特立自信，故雖以東萊、同甫，絕不過從，其簡傲或有之。(《宋元學案・說齋學案》)

因性格缺陷導致為官處事出現失當，結果給朱熹抓個正著，奮力攻擊。在仲友看來，不過小錯，何必如此？故批其「嫉惡太嚴，所謂偏隘也」，王淮不喜朱熹，相信也是此一原因。

但朱熹就是「看文字如捉賊，須知道盜發處，自一文以上贓罪情節，都要勘出」的細密的人，結果他不讓步，促成仲友、王淮相繼下台。然仲友、王淮果為歹人？非也。

(八) 主戰派一分為二，首現反「道學」呼聲

《宋史・道學傳》：

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為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仲友亦自辯，淮乃以熹章進呈，上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強官究實，仍令熹速往旱傷州郡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

《宋元學案・晦翁學案上》：

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為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先生，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

主戰派分裂。沒多久，鄭丙上疏詆「程學」，王淮擢陳賈為監察御史，陳賈首論「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偽，願擯棄勿用」，矛頭直指朱熹 (全祖望曰：「且魯公賢者，前此固力薦晦翁之人也......然謂其從此因嗾鄭丙、陳賈以毀道學，豈其然乎！丙、賈或以此為逢迎，魯公豈聽之﹖夷考其生平，足以白其不然也」，反對視王淮為反朱熹的始作俑者)。

熹章十上。丙雅厚仲友，且迎合宰相意，奏：「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蓋指熹也。於是監察御史陳賈奏：「道學之徒，假名以濟其偽，乞擯斥勿用。」(《宋史・鄭丙傳》)

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以沮熹，淮又擢太府寺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偽，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熹也。(《宋史・道學傳》)

時鄭丙疏詆程學，且以沮先生，淮又擢陳賈為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偽，願擯棄勿用」，蓋指先生也。(《宋元學案・晦翁學案上》)

朱熹在淳熙十年 (1183 年) 辭官。至十四年 (1187 年)，周必大為宰相，在楊萬里推薦下，才再次出仕。

十年，詔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宋史・道學傳》)

十年，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以楊公萬里薦，除提點江西刑獄。(《宋元學案・晦翁學案上》)

當時朱熹 57 歲。

朱熹 40 歲悟得「中和新說」，卻在年逾五旬遇上唐仲友案，處理手法惹人批評。全祖望說：「晦翁亦素多卞急 (急躁)」(《宋元學案・說齋學案》)，然則「中和新說」果真有助朱熹擺脫「日間但覺為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蓋其所見一向如是，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果增倍於前，而寬裕雍容之氣，略無毫髮」(＜答張敬夫書＞) 的困境，勝於「中和舊說」，值得疑問。

(九) 王淮罷相，「道學」集團興起

淳熙十五年 (1188 年)，王淮罷相，朱熹入奏，孝宗答以「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為煩也」。

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製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閑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為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堲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讐恥，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澈，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為「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為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為煩也。」(《宋史・道學傳》)

十五年，淮罷相，周相必大奏趣先生之任，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為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為「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為言，先生曰：「吾生平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孝宗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為煩也。」(《宋元學案・晦翁學案上》)

朱熹得罪宦官甘昪：

時曾覿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昪尚在，熹力以為言。上曰：「昪乃德壽所薦，謂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宋史・道學傳》)

時曾覿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昪尚在，先生力以為言。孝宗曰：「昪乃德壽所薦，為其有才爾。」先生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宋元學案・晦翁學案上》)

又與林栗學術意見不合。

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宋史・道學傳》)

本部侍郎林栗嘗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宋元學案・晦翁學案上》)

林栗彈劾朱熹，獲薛叔似、葉適、胡晉臣為之說項。

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偽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熹，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詔：「熹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為黨，乃黜栗知泉州。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逾月再召，熹又辭。(《宋史・道學傳》)

本部侍郎林栗嘗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劾先生「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偽不可掩。」孝宗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先生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孝宗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先生。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先生辭免。太常博士葉適疏與栗辯，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為黨，乃黜栗知泉州，除先生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召，先生又辭。(《宋元學案・晦翁學案上》)

《宋史・薛叔似傳》：

薛叔似，字象先，其先河東人，後徙永嘉。遊太學，解褐國子錄。初登對，論：「祖宗立國之初，除二稅外，取民甚輕。自熙寧以來，賦日增而民困滋甚。」孝宗嘉納，因曰：「朕在宮中如一僧。」叔似曰「此非所望於陛下，當論功業如何。正使海內富庶如文、景，不過江左之文、景；法度修明如明、章，不過江左之明、章。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國勢未張，未免牽於茍安無事之說。」上默然。

復數日，宰執進擬朝士，上出寸紙書叔似及應孟明姓名，嘉其奏對也。遷太常博士，尋除樞密院編修官。時仿唐制，置補闕、拾遺，宰臣啟，擬令侍從、臺諫薦人，上自除叔似左補闕。叔似論事，遂劾首相王淮去位......

叔似雅慕朱熹，窮道德性命之旨，談天文、地理、鐘律、象數之學，有稿二十卷。

薛叔似鼓勵孝宗張展國勢，改變「茍安無事」的狀況，獲孝宗信用，促成王淮罷相，余英時謂孝宗晚年有所部署，力圖恢復 (《朱熹的歷史世界》)，是有根據的。

叔似「雅慕朱熹，窮道德性命之旨」，則他和朱熹屬同一陣營。

《宋史・葉適傳》：

葉適，字正則，溫州永嘉人......遷博士，因輪對，奏曰：

「人臣之義，當為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仇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言者以為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發，何彼之乘？時自我為，何彼之待？非真難真不可也，正以我自為難，自為不可耳。

於是力屈氣索，甘為退伏者，於此二十六年。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也。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之仇而廣兼愛之義，自為虛弱，此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既然，士大夫之論亦然。為奇謀秘畫者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止於親征遷都，深沉慮遠者止於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二也。環視諸臣，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勵期望者誰乎？此人才之難三也。論者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足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搖，關係至重，此法度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於弱，財以多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歟！沿習牽制，非一時矣。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為耳。」

讀未竟，帝蹙額曰：「朕比苦目疾，此志已泯，誰克任此，惟與卿言之耳。」及再讀，帝慘然久之。

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嘗薦陳傅良等三十四人於丞相，後皆召用，時稱得人。會朱熹除兵部郎官，未就職，為侍郎林栗所劾。適上疏爭曰：「栗劾熹罪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矣！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創為『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為善為玷闕，以好學為己愆，相與指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栗為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為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伏望摧折暴橫，以扶善類。」疏入，不報。

「二陵之仇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言者以為當乘其機，當待其時......正以我自為難，自為不可耳」，葉適反對主和，是主戰派。

「逐去一熹，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葉適是挺朱熹，批評鄭丙、陳賈。

在學術上，葉適是永嘉學派 (事功學派)，跟朱熹有距離。可是，在政治上，他弔詭地和朱熹連成一線，是朱熹的戰友。

《宋史・胡晉臣傳》：

胡晉臣，字子遠，蜀州人。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為成都通判。制置使范成大以公輔薦諸朝......

范成大與楊萬里並稱，楊萬里與周必大齊名。

我們可以說，淳熙十四至十五年間，南宋在孝宗力圖振作，希望有所恢復下，主戰派出現了新陳代謝，以王淮為首的被取代，以周必大、楊萬里、朱熹等人為首的逐漸得到重用。因後者反對反「道學」，姑稱其為「道學」集團。

(十) 孝宗打錯如意算盤，「道學」集團迫光宗禪位

《宋史・周必大傳》：

十一月，留身乞去，上獎勞再三。忽宣諭：「比年病倦，欲傳位太子，須卿且留。」必大言：「聖體康寧，止因孝思稍過，何遽至倦勤。」上曰：「禮莫大於事宗廟，而孟饗多以病分詣；孝莫重於執喪，而不得自至德壽宮。欲不退休，得乎？朕方以此委卿。」必大泣而退。十二月壬申，密賜紹興傳位親劄。辛卯，命留身議定。二月壬戌，又命預草詔，專以奉几筵、侍東朝為意。拜左丞相、許國公。參政留正拜右丞相。壬子，上始以內禪意諭二府。二月辛酉朔，降傳位詔。翼日，上吉服御紫宸殿。必大奏：「陛下巽位與子，盛典再見，度越千古。顧自今不得日侍天顏。」因哽噎不能言，上亦泫然曰：「正賴卿等協贊新君。」

淳熙十四年 (1187 年)，孝宗父親高宗逝世。次年年底，孝宗有意禪位太子趙惇。同一時間，以周必大為首的「道學」集團如日中天。孝宗似有意用「道學」集團充當輔政大臣，協助兒子幹一番大事業，完成自己未竟之志。

可惜光宗趙惇即位後，受皇后李鳳娘唆擺，竟長期不去重華宮探望父親。《宋史・葉適傳》有以下一段：

光宗嗣位，由秘書郎出知蘄州。入為尚書左選郎官。是時，帝以疾不朝重華宮者七月，事無鉅細，皆廢不行。適見上力言：「父子親愛出於自然。浮疑私畏，似是而非，豈有事實？若因是而定省廢於上，號令愆於下，人情離阻，其能久乎！」既而帝兩詣重華宮，都人歡悅。適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而事復浸異，中外洶洶。

及孝宗不豫，群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軍士籍籍有語，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執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為皇太子，帝許之。

葉適屬「道學」集團。「道學」集團屢勸光宗探望太上皇，其自然不能站在光宗、李鳳娘一邊。

孝宗紹熙五年 (1194 年) 六月死，「道學」集團頓失靠山。趙汝愚，皇族出身，因不滿光宗所為，打算發動政變，迫光宗禪位予嘉王趙擴。《宋史・葉適傳》：

適又告正曰：「上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執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為皇太子，帝許之。俄得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退閑」之語，正懼而去，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適告知閤門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子為近臣，庸坐視乎？」蔡許諾，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關禮、知閤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計。侂胄，太皇太后甥也。會慈福宮提點張宗尹過侂胄，侂胄覘其意以告必勝。適得之，即亟白汝愚。汝愚請必勝議事，遂遣侂胄因張宗尹、關禮以內禪議奏太皇太后，且請垂簾，許之，計遂定。翌日禫祭，太皇太后臨朝，嘉王即皇帝位，親行祭禮，百官班賀，中外晏然。凡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臨期，取以授儀曹郎，人始知其預議焉。遷國子司業。

「紹熙內禪」能夠成事，主要依賴「道學」集團與外戚韓侂胄的合作。

《宋史・葉適傳》：

汝愚既相，賞功將及適，適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

《宋史・徐誼傳》：

徐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溫州人......知徽州，陛辭，屬光宗初受禪，誼奏：「三代聖王，有至誠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矣。」......

孝宗疾浸棘，上久稽定省，誼入諫，退告宰相曰：「上慰納從容，然目瞪不瞬，意思恍惚，真疾也。宜禱祠郊廟，進皇子嘉王參決。」丞相留正不克用。

孝宗崩，上不能喪，祭奠有祝，有司不敢攝，百官皆未成服。誼與少保吳琚議請太皇太后臨朝，扶嘉王代祭。及將禫，正憂懼，仆於殿庭而去。誼以書譙趙汝愚曰：「自古人臣為忠則忠，為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惕，外欲坐觀，非雜之謂歟？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安出，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命不可。而知閤門事韓侂胄，憲聖之戚也，同里蔡必勝與侂胄同在閤門，可因必勝招之。」侂胄至，汝愚以內禪議遣侂胄請於憲聖，侂胄因內侍張宗尹、關禮達汝愚意，憲聖許之。

《宋史・趙彥逾傳》：

孝宗崩，光宗疾，不能持喪。樞密趙汝愚議請立嘉王為皇帝，欲倚殿帥郭杲為用，遣中郎將范任告之，杲不應。時中外洶洶，彥逾見汝愚，對泣，汝愚密告以翊戴之議。彥逾大喜，力贊其決。郭杲嘗被誣，彥逾為白於帝，杲德之，遂馳告杲曰：「彥逾與樞密第能謀之耳，太尉為國虎臣，當任其責。」杲未及對，彥逾急責之，杲許諾，遂領兵為衛。寧宗即位，汝愚謂彥逾曰：「我輩宗臣，不當言功。」

......彥逾始與汝愚協濟大計，冀汝愚引己共政，及外除，頗觖望，乃疏當時名臣上之，目為汝愚黨，帝由是疑汝愚。

葉適、徐誼屬「道學」集團。趙汝愚跟「道學」集團友善，趙彥逾欲「與汝愚協濟大計，冀汝愚引己共政」，由他再說服到郭杲。換言之，葉適、徐誼、趙汝愚、趙彥逾、郭杲俱可被視為「道學」集團。

《宋史・奸臣傳》：

韓侂胄，字節夫，魏忠獻王琦曾孫也。父誠，娶高宗憲聖慈烈皇后女弟，仕至寶寧軍承宣使。侂胄以父任入官，歷閤門祗候、宣贊舍人、帶御器械。淳熙末，以汝州防禦使知閤門事。

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趙汝愚議定策立皇子嘉王。時憲聖太后居慈福宮，而侂胄雅善慈福內侍張宗尹，汝愚乃使侂胄介宗尹以其議密啟太后。侂胄兩至宮門，不獲命，彷徨欲退，遇重華宮提舉關禮問故，入白憲聖，言甚懇切，憲聖可其議。禮以告侂胄，侂胄馳白汝愚。日已向夕，汝愚亟命殿帥郭杲以所部兵夜分衛南北內。翌日，憲聖太后即喪次垂簾，宰臣傳旨，命嘉王即皇帝位。

韓侂胄母親為宋高宗吳皇后的妹妹，換句話說，他是太皇太后的外甥。加上他娶太皇太后的侄女為妻。趙汝愚欲請得太皇太后出面迫光宗禪位，只好透過韓侂胄。

光宗成為太上皇，嘉王趙擴繼位，是為寧宗。嘉王趙擴的老師黃裳，曾「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為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為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為累耳。』熹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為重。』遂拜命。」(《宋史・道學傳》) 既受黃裳、朱熹的薰陶教化，宋寧宗比較傾向「道學」集團可想而知。

(十一) 朱熹入朝為煥章閣待制、侍講

淳熙十五年 (1188 年)，朱熹已然有「足疾」，不良於行。

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宋史・道學傳》)

他最後一次上封事給孝宗，力陳六事。

始，熹嘗以為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

「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

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

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覿、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是皆將帥巧為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

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邪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

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

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熏烝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啖則啖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譏眾排，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

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為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

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蘄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

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

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宋史・道學傳》)

光宗即位後，他一直不在朝廷。到了黃裳、彭龜年、趙汝愚極力推薦，他才入朝為煥章閣待制、侍講，那時寧宗已即位。

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為傅經會，女不嫁者為庵舍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為不便，沮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為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

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熹再辭，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荊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為嘉王府詡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為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為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為累耳。」熹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為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

寧宗即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熹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自頃至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竊為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凊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復面辭待制、侍講，上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勞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宋史・道學傳》)

朱熹與寧宗相處得不錯。

時論者以為上未還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金使且來，或有窺伺。有旨修葺舊東宮，為屋三數百間，欲徙居之。熹奏疏言：

「此必左右近習倡為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咈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阽於死亡之際，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有扼腕不平者矣。前鑒未遠，甚可懼也。

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為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以伸負罪引慝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

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勳庸而所得褒賞未愜眾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循己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

若夫山陵之卜，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而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

疏入不報，然上亦未有怒熹意也。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宋史・道學傳》)

言談間，朱熹頗尊敬宋孝宗。

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中輟。熹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宋史・道學傳》)

熹又奏勉上進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為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群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熹奏：「禮經敕令，子為父，嫡孫承重為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為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為萬世法程。間者，遺誥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唯有將來啟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宋史・道學傳》)

「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對「壽皇」，即孝宗的認可，竊以為是「道學」集團的共識。

針對韓侂胄恃擁立寧宗有功專橫跋扈，朱熹屢次勸寧宗和趙汝愚多加警惕，奈何終阻止不到侂胄獨攬大權。

始，寧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憂其害政，數以為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熹乃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臺諫爭留，不可。樓鑰、陳傅良旋封還錄黃，修注官劉光祖、鄧馹封章交上。熹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為慮。既屢為上言，以數以手書啟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為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宋史・道學傳》)

(十二) 趙汝愚罷相與慶元黨禁

《宋史・奸臣傳》：

寧宗既立，侂胄欲推定策恩，汝愚曰：「吾宗臣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郭杲節鉞，而侂胄但遷宜州觀察使兼樞密都承旨。侂胄始觖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朱熹白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而疏遠之，汝愚不以為意。右正言黃度欲劾侂胄，謀泄，斥去。朱熹奏其姦，侂胄怒，使優人峩冠闊袖象大儒，戲於上前，熹遂去。彭龜年請留熹而逐侂胄。未幾，龜年與郡；侂胄進保寧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自是，胄益用事，而以抑賞故，怨汝愚日深。

霅川劉㢸者，曩與侂胄同知閤門事，頗以知書自負。方議內禪時，汝愚獨與侂胄計議，㢸弗得與聞，內懷不平，至是，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度，將恐不免嶺海之行矣。」侂胄愕然，因問計，㢸曰：「惟有用臺諫爾。」侂胄問：「若何而可？」㢸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悟，即以內批除所知劉德秀為監察御史，楊大法為殿中侍御史；罷吳獵監察御史，而用劉三傑代之。於是言路皆侂胄之黨，汝愚之跡始危。

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鏜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可也。」慶元元年，侂胄引李沐為右正言。沐嘗有求於汝愚不獲，即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汝愚罷相。始，侂胄之見汝愚，徐誼實薦之，汝愚既斥，遂併逐誼。朱熹、彭龜年、黃度、李祥、楊簡、呂祖儉等以攻侂胄得罪，太學生楊宏中、張衟、徐範、蔣傅、林仲麟、周端朝等又以上書論侂胄編置，朝士以言侂胄遭責者數十人。

概言之，「紹熙內禪」後，趙汝愚拒絕對韓侂胄論功行賞，激起韓侂胄不滿。朱熹勸汝愚「用厚賞酬其勞而疏遠之」，汝愚未有接受。適逢諫官黃度彈劾侂胄事洩，朱熹也批評侂胄為人，侂胄於是迫朱熹離開朝廷。彭龜年請留朱熹而驅逐侂胄，未果。隨著龜年被下放至地方，中央朝政為韓侂胄所把持。

有一劉㢸，因得不到趙汝愚看重而耿耿於懷，此時竟獻計韓侂胄要奪取臺諫的主導權，所謂「惟有用臺諫爾」。劉德秀、楊大法、劉三傑或成為監察御史，或成為殿中侍御史，要之杜塞言路，孤立趙汝愚。

慶元元年 (1195 年)，韓侂胄指使諫官李沐奏趙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汝愚罷相，流放衡州 (今湖南)。與汝愚友善的「道學」集團旋即被清剿，徐誼、朱熹、彭龜年、黃度、李祥、楊簡、呂祖儉等全部獲罪，牽連太學生楊宏中、張衟、徐範、蔣傅、林仲麟、周端朝等。

《宋史・道學傳》：

自熹去國，侂胄勢益張。何澹為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真偽。劉德秀仕長沙，不為張栻之徒所禮，及為諫官，首論留正引偽學之罪。「偽學」之稱，蓋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偽學猖獗，圖為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為兵部侍郎。未幾，熹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偽黨，至此又變而為逆黨。即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為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偽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熹。

據此，「道學」被斥為「偽學」，「道學」集團被斥為「逆黨」。

值得注意是「召陳賈為兵部侍郎」，陳賈屬王淮系統，之前曾反「道學」。高文虎當日中傷唐仲友，現在卻成為攻擊「偽學逆黨」的急先鋒。

趙彥逾昔日站在趙汝愚一邊，慶元元年倒戈支持韓侂胄。《宋史・趙汝愚傳》：

趙彥逾以嘗達意於郭杲，事定，冀汝愚引與同列，至是除四川制置，意不愜，與侂胄合謀。

慶元二年 (1196 年) 正月，趙汝愚暴薨。

《宋史・楊萬里傳》：

萬里為人剛而褊。孝宗始愛其才，以問周必大，必大無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侂胄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萬里為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臥家十五年，皆其柄國之日也。侂胄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怏怏成疾。家人知其憂國也，凡邸吏之報時政者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侂胄用兵事。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姦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

由孝宗時孕育的「道學」集團，至此土崩瓦解。

(十三) 黯然離世

沈繼祖，字述之，興國 (今屬江西) 人。慶元二年 (1196 年)，在韓侂胄支持下，聯合監察御史胡紘彈劾朱熹，論「不孝其親」、「不敬於君」、「不忠於國」、「玩侮朝廷」、「哭吊汝愚」、「為害風教」等多條大罪。四年後，即慶元六年 (1200 年)，朱熹黯然離世，終年 71 歲。

二年，沈繼祖為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榦，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為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宋史・道學傳》)

慶元黨禁對儒門之摧殘，見以下一條：

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宋史・道學傳》)

直至嘉泰二年 (1202 年)，黨禁才稍弛。朱熹獲得較為公允的評價和對待。

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朱熹已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胄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諡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宋史・道學傳》)

(十四) 朱熹為人及其學問

朱熹事功並不顯著，卻有「君子固窮」、「簞瓢屢空，晏如也」的德行。

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宋史・道學傳》)

胡憲、劉勉之、劉子翬、羅從彥，皆對朱熹成就學問發生過影響。

始，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病亟，嘗屬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三人，謂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也。故熹之學既博求之經傳，復遍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嘗學於羅從彥，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宋史・道學傳》)

朱熹在工夫論上對自識本心不相契，因而採納伊川「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由「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肯定心體有未發、已發，以及強調心體的認知功能。再由心體橫攝地、認知地與理關聯為一，開出理氣二分的形上學，理為「只存有而不活動」，氣依理而行，卻永遠與理有一距離。

其為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主。(《宋史・道學傳》)

因重視「進學則在致知」，故著重「讀書窮理」。為了著書弘道，朱熹可謂竭盡心力。

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書有：《易》本義、啟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注、《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注、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鑒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熹沒，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稿，亦在學官。平生為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宋史・道學傳》)

宋理宗時，朱熹與周、張、二程從祀孔子廟。

理宗紹定末，秘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七人列於從祀，不報。淳祐元年正月，上視學，手詔以周、張、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宋史・道學傳》)

朱熹的女婿黃榦對岳丈有以下的評價：

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

從朱熹自己建構的道統觀看，勉齋所言未嘗有錯。但是，孔子以「安不安」言仁，孟子以「惻隱之心」為仁之端，張橫渠言「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程明道言「醫書言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朱子將仁看成冷冰冰、不活動的性理，且言「心將性作餡子模樣」，心不等於性，其果真傳承孔孟以降之道統？抑或已另起爐灶？值得後人深思。勉齋所言未必是事實。

書史小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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