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科舉

宋代科舉在唐代的基礎上更進一步。

I. 貢舉 (常選)

唐代貢舉士子需經禮部試、吏部試兩重，宋代則禮部試及格即授官，不須再經吏部試，禮部試後的殿試 (由皇帝親自主持)，不過是決定名次。

禮部試初無定時，後訂定為三年一次。考試科目有：進士、明經、明法等科，所考內容以詩賦、策略、帖經、墨義為主。分三甲授官：一甲賜進士及第，二甲賜進士出身，三甲賜同進士出身。

II. 制舉 (特舉)

由皇帝臨時下詔舉行，不定期限。考生不必經地方保送，可自由應詔對策，取錄後馬上授官。

針對「公卷通榜」，宋代禁止權門請托，只以考生的考試成績作為取錄的標準。

另外，主考官受詔知貢舉後，便需赴貢院鎖宿，不再回家，一直到放榜日為止，謂之「鎖院」。

考生的試卷，採用「糊名」、「謄錄」。「糊名」是將考生考卷上的名字、籍貫等用紙糊上，防止考官認出考生。「謄錄」是將考生的試卷全部謄抄過錄一遍，徹底杜絕了通過字跡、暗語等給人情分的可能。

毫無疑問，宋代科舉較唐代的更嚴密、更公正。進士一登第即授官，尤其令仕途全面開放。學校教育配合著科舉，導致書院林立，文風大盛。

可是，不斷放寬取仕名額，造成冗官充斥，行政架構重疊，效率低降，也虛耗了國庫 (朝廷需要給官員俸祿)。

士子缺乏從政經驗，長於理論而拙於實踐，亦影響行政運作。

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比較唐宋科舉：

宋代考試制度，大體也沿襲唐代，細節雖有出入，我們可以略去不講。但宋代科舉所獲影響，卻與唐代不同。第一是唐代門第勢力正盛，在那時推行考試，應考的還是有許多是門第子弟。門第子弟在家庭中有家教薰染，並已早懂得許多政治掌故，一旦從政，比較有辦法。如是積漸到晚唐，大門第逐步墮落，應考的多數是寒窗苦讀的窮書生。他們除卻留心應考的科目，專心在文選詩賦，或是經籍記誦外，國家並未對他們有所謂教育。門第教訓也沒有了，政治傳統更是茫然無知。於是進士輕薄，成為晚唐一句流行語。因循而至宋代，除卻呂家韓家少數幾個家庭外，門第傳統全消失了。農村子弟，白屋書生，偏遠的考童，驟然中式，進入仕途，對實際政治自不免生疏扞格，至於私人學養，也一切談不上。

其次，唐代考試，有公卷通榜之制。所謂公卷，是由考生把平日詩文成績，到中央時，遍送政府中能文章有學問的先進大僚閱看。此輩先進，看了考生平日作品，先為之揄揚品第，在未考以前，早已有許多知名之士，獲得了客觀的地位。通榜是考後出榜，即據社會及政府先輩輿論，來拔取知名之士，卻不專憑考試之一日短長。甚至主考官謙遜，因其不瞭解這一次考場中的學術公評，不自定榜，而倩人代定榜次，並有倩及應考人代定，而應考人又自定為榜首狀元的 (案：袁樞應舉，主考人杜黃裳懇擬榜第，袁樞即自列為第一名狀元，一時推服，傳為嘉話)。但此等事在當時反成嘉話，不算舞弊。本來考試是為國家選拔真才，明白此項制度之主要精神與本原意義，又何必在細節上一一計較。但有些人便要借此制度之寬大處作弊，於是政府不免為要防弊而把制度嚴密化。這是一切制度皆然的。但制度逐步嚴密化，有時反而失卻本義，而專在防弊上著想。宋代考試制度，是遠比唐代嚴格了，那時則有糊名之制，所憑則真是考試成績。其實考試成績，只是一日之短長，故有主考官存心要錄取他平日最得意的門生從學，而因是糊名，尋覓不出該人之卷，而該人終於落第的。如是則考試防制嚴了，有時反得不到真才。

又唐代考試在禮部，分發任用在吏部。禮部及第，未必即獲任用，因而仍多經各衙門首長辟署，在幕府作僚吏，而借此對政事卻先有了一番實習。宋代則因經歷五代長期黑暗，人不悅學，朝廷刻意獎勵文學，重視科舉，只要及第即得美仕，因此反而沒有如唐代般還能保留得兩漢以來一些切實歷練之遺風美意。這些都是宋代考試制度之缺點。總之考試制度在宋代時更重要了，更嚴密了，但並非更有真效。

所說大致允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