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借為母守喪遠離中央，適逢仁宗駕崩，無子嗣，以濮王趙允讓之子趙宗實 (後改名趙曙) 繼位，是為英宗。
英宗名義上為仁宗的皇子，但畢竟濮王才是其生父。治平元年 (1064
年)，韓琦、歐陽修等奏請尊禮濮王趙允讓為皇考。王珪、司馬光不贊成，力主稱仁宗為皇考，濮王為皇伯。
英宗治平二年夏四月戊戌，詔議崇奉濮王典禮。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議。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用宜稱情。」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略云：「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於宗室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為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宜稱。」於是珪即命吏具以光手稾為案。議上，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為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詳議。」(《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六＜濮議＞)
有幾點值得注意：
(i) 歐陽修的學問路數是經學
(《喪服大記》出自《禮記》)，而且是無師自通，破除章句注疏束縛，主張自由討論經旨大義的新經學，其因此重革新。司馬光的學問路數是史學
(引西漢宣帝、東漢光武帝故事)，其因此較保守。
(ii) 韓琦、歐陽修為執政大臣，王珪
(《宋史》：「珪以文學進，流輩咸共推許。其文閎侈瑰麗，自成一家，朝廷大典策，多出其手，詞林稱之」，可見王珪文筆犀利。「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為『三旨相公』」反映王珪立場保守)、司馬光屬台諫官。
(iii) 韓琦、歐陽修考慮到英宗的孝親之心，王珪、司馬光比較側重仁宗對英宗的具體恩德。
雙方爭持不下，太后曹氏的立場傾向王珪、司馬光，故「詰責執政」。
而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六＜濮議＞)
英宗卻有意給生父一個名份，「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實際是要換取時間，俟合適時機完成心願。
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六＜濮議＞)
治平三年 (1066 年) 春正月，執政集團與台諫就著濮議鬧得勢成水火，侍御史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加入戰圈，彈劾韓琦、歐陽修。
三年春正月，濮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侍御史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固爭，以為王珪議是，乞從之。章七上，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罪，曰：「昭陵之土未乾，遂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共劾「歐陽修首開邪議，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而韓琦、曾公亮、趙槩附人不正。乞皆貶黜。」不報。(《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六＜濮議＞)
呂誨，字獻可，開封人。性格純厚，居家力學，不隨便與人交往。他為學似好講天人感應，常言災異，頗像兩漢的今文經學家
(司馬光亦認同天人感應，曾曰：「天者，萬物之父也」、「違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順天之命者，天得而賞之」、「僭天之分，必有天災」)。
呂誨，字獻可，開封人。祖端，相太宗、真宗。誨性純厚，家居力學，不妄與人交。(《宋史．呂誨傳》)
上疏請蚤建皇嗣，曰：「竊聞中外臣僚，以聖嗣未立，屢有密疏請擇宗人。唯陛下思忠言，奮獨斷，以遏未然之亂。又聞太史奏，彗躔心宿，請備西北。按《天文志》，心為天王正位，前星為太子，直則失勢，明則見祥。今既直且暗，而妖彗乘之，臣恐咎證不獨在西北也。自夏及秋，雨淫地震，陰盛之沴，固有冥符。近者宗室之中，訛言事露，流傳四方，人心駭惑，窺覦之志，可不防其漸哉！願為社稷宗廟計，審擇親賢，稽合天意，宸謀已定，當使天下共知。萬一有奸臣附會其間，陽為忠實，以緩上心，此為患最大，不可不察也。」(《宋史．呂誨傳》)
於是濮議起，侍從請稱王為皇伯，中書不以為然，誨引義固爭。會秋大水，誨言：「陛下有過舉而災沴遽作，惟濮王一事失中，此簡宗廟之罰也。」(《宋史．呂誨傳》)
范純仁是范仲淹的次子，范仲淹與韓琦、歐陽修本被看成同屬一黨，純仁持有別於韓、歐之意見，箇中理由見於以下一段：
時方議濮王典禮，宰相韓琦、參知政事歐陽修等議尊崇之。翰林學士王珪等議，宜如先朝追贈期親尊屬故事。純仁言：「陛下受命仁宗而為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主異，宜如王珪等議。」(《宋史．范純仁傳》)
「陛下受命仁宗而為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主異」純仁也是考慮到仁宗對英宗的具體恩德。
呂大防，字微仲，京兆府藍田 (今陝西藍田) 人，任太常博士 (精於禮儀)。他反對稱濮王為皇考，是從凝聚民心、有利管治的角度考慮
(「夫人君臨御之始，宜有至公大義厭服天下，以結其心。今大臣首欲加王以非正之號，使陛下顧私恩而違公義，非所以結天下之心也」)。
會執政議濮王稱考，大防上言：「先帝起陛下為皇子，館於宮中，憑几之命，緒言在耳，皇天后土，實知所託。設使先帝萬壽，陛下猶為皇子，則安懿之稱伯，於理不疑。豈可生以為子，沒而背之哉？夫人君臨御之始，宜有至公大義厭服天下，以結其心。今大臣首欲加王以非正之號，使陛下顧私恩而違公義，非所以結天下之心也。」(《宋史．呂大防傳》)
濮議之爭，究其實質，乃兩個處事作風、價值觀截然不同的士大夫集團的爭持、角力。韓、歐以英宗作後盾，王、司馬等以曹太后為靠山。
雙方爭持要走向終結，任一方必須失去依靠。曹太后不久改變立場，此對保守派構成致命打擊。
時中書亦上言：「請明詔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於立廟京師，干紀亂統之事，皆非朝廷本意。」帝意不能不嚮中書，然未即下詔也。既而皇太后手詔中書，宜尊濮王為皇，夫人為后，皇帝稱親。帝下詔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即園立廟，以王子宗樸為濮國公，奉祠事。仍令臣民避王諱。(《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六＜濮議＞)
既而皇太后手書尊王為皇，夫人為后。(《宋史．范純仁傳》)
曹太后素來與養子英宗不和，那份手詔，當時有人懷疑是韓、歐的傑作。
時論以為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謙讓，皆中書之謀也。(《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六＜濮議＞)
姑勿論如何，韓琦、歐陽修取得最後勝利，呂誨、范純仁、呂大防等被貶黜。
於是呂誨等以所論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敕誥，家居待罪。帝命閣門以誥還之。誨力辭臺職，且言於輔臣勢兩立。帝以問執政，琦、修等對曰：「御史以為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乃下遷誨知蘄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縣。時，趙鼎、趙瞻、傅堯俞使契丹還，以嘗與呂誨言濮王事，即上疏乞同貶，乃出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帝眷注堯俞，獨進除侍御史，堯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帝不得已，命知和州。知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疏乞留誨等，不報。遂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即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詘言何以風天下。」帝不聽。公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誨等既出，濮議亦寢。(《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六＜濮議＞)
韓維，韓億之子，外祖父為真宗朝宰相王旦。呂公著，呂夷簡之子。王安石和二人友善，豈知他們日後竟站在變法的對立面。
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韓、呂二族為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與韓絳、絳弟維及呂公著交，三人更稱揚之，名始盛。神宗在藩邸，維為記室，每講說見稱，維曰：「此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宋史．王安石傳》)
韓維、呂公著兄弟更稱揚之。(《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變法＞)
梁啟超《王荊公》有這樣的觀察：
而當時以濮議被攻者，如韓歐之徒，固後世所稱君子人者也；其以濮議攻人者如呂誨、范純仁之徒，又後世所稱君子人者也......且前此首攻濮議之人，即為後此首攻新法之人......其風氣若是，而知後此荊公之地位，一如韓歐，而新法之公案，亦一濮議而已。
治平間攻濮議之人，即熙寧間攻新法之人也。荊公初參政，而首以十事劾之者，實為呂誨。呂誨即於濮議時主持最堅、首納告敕者也。攻新法最力者，范鎮、范純仁。元祐初為執政以破壞新法者，司馬光、呂大防。而鎮、純仁、光、大防，皆與誨為一氣者也。
濮議未嘗不可視為王安石變法的前奏、序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