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早年有兩件事，頗見其好拗及敢於得罪權威的性格。
第一件事是「盜鵪鶉案」。
且說王安石負責糾察在京刑獄，一天，開封府受理了一宗案件：有一個少年擁有一隻善鬥的鵪鶉，他的朋友請求他要這隻鵪鶉，卻被拒絕。朋友恃著日常的親密關係強行拿走鵪鶉，少年情急之下追上去，把該名朋友殺死。
有少年得鬥鶉，其儕求之不與，恃與之昵，輒持去，少年追殺之。(《宋史．王安石傳》)
開封府的官員判處少年死刑，王安石不同意判決，覺得少年的朋友在未獲少年同意的情況下拿走鵪鶉，根本等同盜竊，少年追殺他只是緝捕盜賊，官府不應追究他的責任。
開封當此人死，安石駁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為盜。此不與而彼攜以去，是盜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雖死當勿論。」(《宋史．王安石傳》)
王安石上疏彈劾開封府官員，說他們將不該判刑的人判了刑。開封府官員不服，案件發給大理寺和審刑院繼續審判。結果大理寺和審刑院同意開封府的判決。
遂劾府司失入。府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為是。(《宋史．王安石傳》)
王安石出了錯，儘管罪責獲仁宗赦免，他仍堅稱「我無罪」，不肯親身前往答謝。御史因此事彈劾王安石，仁宗未予追究。
詔放安石罪，當詣閣門謝。安石言：「我無罪。」不肯謝。御史舉奏之，置不問。(《宋史．王安石傳》)
開封府、大理寺、審刑院的判決準則是：盜竊有罪，但殺人的罪更大。加上少年並非有公務在身，「捕盜」說自然不成立。王安石則認為：為制裁犯法者，迫不得已的殺人是可被接受的。雙方的分歧是在價值觀、觀念層次，而價值觀、觀念層次的徹底說服是很難做到的。安石一句「我無罪」，尤其見出他對自身看法的堅持、偏執，「拗相公」的本色，這裡其實已可窺見一二。
第二件事是「舍人院無得申請除改文字」。
北宋官制，以翰林學士而帶知制誥銜起草詔令，稱「內制」；以他官而帶知制誥銜起草詔令，稱「外制」。舍人院是他官而帶知制誥銜起草詔令的地方，隸屬中書。
舍人院不能申請刪除、修改文字，作為知制誥的王安石感到不妥當，批評有關安排令中書舍人不能行使其職權，且造成「大臣之弱者不敢為陛下守法；而強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的不良後果。
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為，自非大臣欲傾側而為私，則立法不當如此。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為陛下守法；而強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宋史．王安石傳》)
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改除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為。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為陛下守法，而強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變法＞)
「舍人院無得申請除改文字」基本上是加強皇權的舉措，起草詔令者不得對聖上的主意有異議。王安石反對之，實際等於阻止皇權的伸張。
又「大臣之弱者不敢為陛下守法」、「強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變相不點名譴責執政大臣，執政大臣本乎對既得利益的維護，跟王安石有矛盾，乃勢所難免。
語皆侵執政，由是益與之忤。(《宋史．王安石傳》)
語皆侵執政，執政者不悅。(《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變法＞)
安石也是聰明人，知樹敵眾多，遂借為母守喪，辭官返鄉，「終英宗世，召不起」。
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起。(《宋史．王安石傳》)
會以母喪，遂去職。(《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變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