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拜相後，旋即推行變法。變法的第一步，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
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令判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宋史．王安石傳》)
乃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變法＞)
先生既執政，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知樞密院陳升之同領之。(《宋元學案．荊公新學略》)
宋初財政由三司掌握，三司指戶部司、度支司、鹽鐵司。王安石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此新機構等於三司的上級。「制置三司條例司」由宰相兼領，負責考核三司簿籍，制訂國家一年的財政預算
(類似現代的財政部)，同時制定、頒佈及執行新法。
王安石引陳升之與自己共事，同任「制置三司條例司」。然而，陳升之 (原名陳旭，建州建陽，即今福建省建陽市人) 道德操守有問題。
升之深狡多數，善附會以取富貴。王安石用事，患正論盈庭，引升之自助。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為之用，安石德之，故使先己為相。甫得志，即求解條例司，又時為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世以是譏之，謂之「筌相」。升之初名旭，避神宗嫌名，改焉。(《宋史．陳升之傳》)
陳升之乃南人，獲王安石賞識，官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然而，一拜相，他即反對安石「設制置三司條例司」的建議，之前種種純屬「善附會以取富貴」。
明年，同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王安石共事。數月，拜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升之既相，遂請免條例司，其說以為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之執政，有司馬、司徒、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今制置三司一官，則不可。」由是忤安石。(《宋史．陳升之傳》)
變法開首就「捉隻老鼠入米缸」，王安石都算用人不慎！
平情而論，王安石用人不慎，亦有客觀形勢使然。
王安石拜相，除了獲得部份北方望族 (如韓維、呂公著) 及南人 (如曾公亮) 支持，「慶曆新政派」(如韓琦、孫固)
不完全贊同，「中間務實派」(如吳奎、唐介) 嫌其泥古迂腐。
王安石又跟濮議的始作俑者司馬光政見不合。
(熙寧元年，1068 年)
十一月，郊。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制，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變法＞)
仗賴神宗信任，王安石雖可站穩陣腳，但推行變法不是一個人的事，而是要靠團隊，安石的問題出在無法組合優秀的團隊上。
王安石特別叮囑神宗「況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不為異論所惑」，他明顯注意到自己團隊的參差不齊，以及動輒得咎的困境。
安石乃復言：「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堯與群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況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不為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變法＞)
奈何形勢如此，難以逆轉，安石更重用呂惠卿、章惇、曾布等。
安石令其黨呂惠卿預其事。(《宋史．王安石傳》)
初，泉人呂惠卿，自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與安石論經義多合，遂定交。因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卿及蘇轍並為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凡所建請章奏，多惠卿筆也。又以章惇為三司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凡有奏請，朝臣以為不便者，布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眾，俾毋敢言。由是安石信任布，亞於惠卿。(《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變法＞)
三人俱為南人 (呂惠卿、章惇是福建人，曾布是江西人)。
呂惠卿，字吉甫，泉州晉江人。(《宋史．姦臣傳》)
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宋史．姦臣傳》)
曾布，字子宣，南豐人。(《宋史．姦臣傳》)
呂惠卿文筆雖佳 (「凡所建請章奏，多惠卿筆也」)，卻為一自私忘恩、趨炎附勢之徒，呂公著批評他：「惠卿固有才，然奸邪不可用」(《宋史．呂公著傳》)。
始，惠卿逢合安石，驟致執政，安石去位，遂極力排之，至發其私書於上。安石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為惠卿所誤也。(《宋史．姦臣傳》)
章惇連自己性命也不顧，蘇軾批他：「他日必能殺人」，因心狠手辣也。
與蘇軾游南山，抵仙遊潭，潭下臨絕壁萬仞，橫木其上，惇揖軾書壁，軾懼不敢書。惇平步過之，垂索挽樹，攝衣而下，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曰：「蘇軾、章惇來。」既還，神彩不動，軾拊其背曰：「君他日必能殺人。」惇曰：「何也？」軾曰：「能自判命者，能殺人也。」惇大笑。(《宋史．姦臣傳》)
曾布為曾鞏之弟，有辯才
(「凡有奏請，朝臣以為不便者，布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眾，俾毋敢言」)。曾鞏向歐陽修推薦過王安石，如是者，曾布為安石眼中的「自己人」。
重才 (善文辭、重經義、好爭拗，實際也不是真才，完全脫略地方行政經驗)
不重德，用人唯親，加上認同桑弘羊、劉晏的「摧抑兼併，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的國家社會主義理念，與民爭利。
甲子，議行新法，王安石言：「周置泉府之官
(案：在《周禮》為司徒的屬官，掌管國家稅收、收購市上的滯銷物資等)，以摧抑兼併，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唯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為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變法＞)
安石與劉恕友善，欲引置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為辭，且曰：「天子方屬公以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為先。」安石曰：「利以和義，善用之，堯、舜之道也。」(《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變法＞)
結果，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均稅等新法次第實行，「由是賦斂愈重，而天下騷然矣」。
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宋史．王安石傳》)
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頒行天下。(《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變法＞)
農田水利法始於熙寧二年 (1069 年) 四月，遣使巡視全國各地農田水利，開墾荒地，促進生產。
夏四月丁巳，從三司條例司之請，遣劉彞、謝卿材、侯叔獻、程顥、盧秉、王汝翼、曾伉、王廣廉八人行諸路，察農田、水利、賦役。(《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變法＞)
同時規定各地興修水利，施工材料由當地居民承擔。單靠民力不能興修的，可向政府申請貸款補貼不足，取息一分，如一州一縣不能勝任的，可聯合若干州縣共同負責。
(熙寧二年十一月)
丙子，頒農田水利約束。自是進計者紛然，數年間，諸路凡得廢田萬七百九十三處，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而民給役勞擾。(《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變法＞)
青苗法於熙寧二年九月在河北、京東、淮南三路實行，禾苗青黃不接的時期，貸款給農民，取息二分，待穀熟歸還，以防止豪強藉高利貸剝削自耕農，概念源自治理鄞縣
(一說源自陝西轉運使李參的「青苗錢」) 時。
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宋史．王安石傳》)
九月丁卯，行青苗法。初，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多戍兵而糧儲不足，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併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為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為耕斂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干
(主管)
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詔曰：「可。」乃出內庫緡錢百萬，糴河北常平粟，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為青苗矣。(《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變法＞)
均輸法始於西漢桑弘羊。熙寧二年七月，為了供應皇室、百官的消費，又要避免商人囤積居奇，王安石在淮南路、兩浙路、江南東路、江南西路、荊湖北路、荊湖南路設置發運使，按照「徙貴就賤，用近易遠
(多買質優價廉的物資，少買質劣價貴的。多買運程較近的物資，少買運程較遠的，以節省運費)」、「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
(要上供的物資，若運送不便，集中在一處就地待價沽售，以所得的錢上供)」的原則，督運各地上供物質，以節省開支，減輕人民負擔。
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為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
秋七月辛巳，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條例司言：「諸路上供，歲有常數，年豐可以多致而不能嬴餘，年歉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江、浙、荊、淮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因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而制其有無。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變法＞)
免役法於熙寧三年 (1070 年)
十二月在汴京先試行，翌年十月推行至全國。當服役的民戶按貧富戶等第出免役錢，官戶、女戶、坊郭戶，單丁戶，原不充役戶、僧道戶亦分別輸錢助役
(其中官戶減半)，叫做助役錢。政府以所得金錢僱無業者充役。
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僱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概輸錢，謂之助役錢。(《宋史．王安石傳》)
戊寅，行募役法。先是，詔條例司講立役法，條例司言：「使民出錢募人充役，即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命呂惠卿、曾布相繼草具條貫，逾年始成。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名「免役錢」。若官戶、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者，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凡輸錢，先視州若縣應用僱直多少，隨戶等均取僱直。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免役寬剩錢」。用其錢募人代役。既試用其法於開封府，遂推行於諸路。(《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變法＞)
市易法源自西漢武帝的平準法，在熙寧五年 (1072 年)
三月頒行全國。於京師設市易務，平價收購滯銷貨物。當貨物短缺，人民有所需求時，市易務則把貨物平價出售，以穩定物價，增加政府收入，防止商人從中囤積居奇。另外，商販可向市易務申請借貸，以田宅或金帛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年息二分。市易法旨在做到「通有無、權貴賤，以平物價，所以抑兼併也。」
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為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宋史．王安石傳》)
丙午，行市易法，六市易司皆隸焉。(《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變法＞)
方田均稅法在熙寧五年八月實施，分「方田」與「均稅」兩個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縣令進行土地丈量，按土地肥瘠分為五等。「均稅」是以「方田」丈量的結果為依據，制定稅數。施行方田均稅法的目的，是要革除豪強瞞稅的積弊。
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宋史．王安石傳》)
八月甲辰，頒方田均稅法。帝患田賦不均，詔司農重定方田及均稅法，頒之天下。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壚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為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為限，舊嘗收蹙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為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為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瘠鹵、不毛及眾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為峰，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帖，其分煙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為正。令既具，乃以巨野縣尉王曼為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仿焉。(《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變法＞)
以上是經濟方面的措施。
軍事方面，王安石行保甲法。熙寧三年十二月，規定每十家為一保，設保長。五保為一大保，設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保，設都保正、副。主、客戶有兩丁以上，取其一為保丁，平時授予軍事訓練
(「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戰時徵調作戰。
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為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宋史．王安石傳》)
乙丑，立保甲法。時王安石言：「先王以農為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為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為保，有保長。五十家為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為都保，有都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為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以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強姦、略人、傳習妖教、造蓄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己又非敕律所聽糾，皆無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依法鄰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為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為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變法＞)
保甲法之外復有保馬法。准許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邊地人民領養官馬，平時馬匹歸養戶使用，戰時則由政府徵用，馬匹死病均須補償。
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 (由政府供給 /
出錢讓人民購買一匹馬，富戶兩匹)，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宋史．王安石傳》)
夏五月丙午，行保甲養馬法，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令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詔曾布等上其條約，凡陝西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值，令自市。先行於開封府及陝西五路。府界無過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以待病斃逋償者。保戶馬死，保戶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其後遂遍行於諸路。(《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變法＞)
置將法。置將統兵，分駐各路，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增強軍隊戰鬥力，革除「更戍法」造成「兵不知將，將不知兵」之弊。
(熙寧三年)
十二月，改諸路更戍法。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圉。於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獷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其間。為什長之法，階級之辨，使之內外相維，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其後定兵制，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以為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為藩籬者，曰蕃軍：大抵四者而已。至是，議者以更戍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尋置京畿、河北、京東、西路二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二將。(《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變法＞)
裁冗兵。禁軍中的弱者，降為廂軍，廂軍質劣者，取消兵籍，恢復民籍，精簡軍隊。
設軍器監。於各地分設軍器監，招募良工為匠，負責兵器的製造、改良和保養，充實國家軍備。
漆俠《宋學的發展和演變》：「王雱在奏疏中指出，在外御契丹、西夏，『內虞剽盜之變』，軍器製作至關重要。可是，過去對軍器製作極不重視，武庫中貯存的『大抵敝惡不可復舉』，製造的武器談不上『堅完輕利』；而諸州製作武器的將作院，『兵匠乏缺』，往往『拘市人以備役』。因此，王雱建議，『斂數州之所作而聚以為一處，若今錢監之比』，選拔真正懂得武器製作的人才負責其事，招募優秀的工匠到作院中製作，朝廷然後設置總機構以總理全部武器製作。在王雱的建議下，宋朝廷設立了軍器監，地方設立都作院，加強、改善了軍器的製作。」
教育方面，王安石在熙寧四年 (1071 年) 二月罷廢詩賦及明經諸科，改試經義策論。
神宗熙寧四年二月丁巳，更令科舉法，從王安石議，罷詩賦及明經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士......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舊制，進士入進謝恩銀百兩，至是亦罷之，仍賜錢三千為期集費。(《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八＜學校科舉之制＞)
十月，創立太學三舍法。將太學分為外舍、內舍、上舍，外舍二千人，內舍三百人，上舍一百人。新生先入外舍。外舍生考試成績優異者，升入內舍。內含生考試成績優異者，升入上舍。上舍生名列前茅者，獲薦於中書，授以官職。中等者免禮部試，下等者免取解
(選送士子應試進士第，謂之「取解」)。
冬十月戊辰，立太學生三舍法。宋初，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應陰者為之，太學生八品以下子孫及庶人子孫俊異者為之，試論、策、經義如進士法。及帝即位，垂意儒學，以天下郡縣既皆有學，歲、時、月各有試，程其藝能，以次差升舍，其最優者為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而特賜之第，遂專以此取士。又以慶歷中嘗置太學內舍生二百人，帝漸增至九百人。至是，因言者論太學假錫慶院西北廊甚湫隘，乃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建講書堂四。自主判官外，增置直講為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令中書遴選，或主判官奏舉。釐生員為三等：始入太學為外舍，定額為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三百。內舍升上舍，員一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以次升舍，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召試賜第。其正、錄、學諭，以上舍生為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主判、直講復薦之於中書除官。其後增置八十齋，齋三十人，外舍生至二千人，歲一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試，補上舍生，彌封、謄錄如貢舉法。(《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八＜學校科舉之制＞)
熙寧六年 (1073 年)，設明法科，增置律學，初策武舉之士，以培養不同人才。
丁卯，詔進士、諸科並試明法注官。(《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八＜學校科舉之制＞)
乙亥，置律學。詔「士之蒞官，以法從事，今所習非所學，宜置律學。設教授四員，命官、舉人皆得入學習律令。」(《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八＜學校科舉之制＞)
九月辛亥，初策武舉之士。先是，武舉試義策於秘閣，武藝於殿前司。又殿試則又試騎射又策於廷。策、武藝俱優為右班殿直，武藝次優為三班奉職，又次借職，末等三班差役。初，樞密院修武舉法，不能答策者，答兵書墨義。王安石曰：「武舉而試墨義，何異學究！誦書不曉理者，無補於事。先王收勇力之士皆屬於車右者，欲以備禦侮之用，則記誦何所施！」帝從之。至是，始策武舉之士。(《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八＜學校科舉之制＞)
熙寧八年 (1075 年) 六月，王安石又撰《三經新義》(「三經」指《詩》、《書》、《周禮》)，頒之學官，作為考試依據。
初，安石訓釋《詩》、《書》、《周禮》，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居金陵，又作《字說》，多穿鑿附會。其流入於佛、老。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說，先儒傳注，一切廢不用。(《宋史．王安石傳》)
(熙寧四年)
三月庚寅，始命諸州置學官，率給田十頃贍士，並置小學教授。(《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八＜學校科舉之制＞)
八年六月己酉，王安石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帝謂之曰：「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義，其頒行，使學者歸一。」遂頒於學官，號曰《三經新義》。一時學者無不傳習，有司純用以取士。安石又為《字說》二十四卷，學者爭傳習之。自是先儒之傳、注悉廢矣。(《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八＜學校科舉之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