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是目前的中華民國究竟與 1911 誕生的中華民國有沒有傳承關係。
主流史觀告訴我們，「辛亥革命」後的民國政府被北洋軍閥控制，而軍閥們普遍受列強扶植，賣國求榮，據地自雄。孫中山先生有見革命成果遭竊奪，遂提出「討袁護法」，後來更孤注一擲和蘇俄合作，改組國民黨，建立效忠「三民主義」的革命武裝 (即成立黃埔軍校)。終於，蔣介石帶領黃埔師生完成北伐，把吳佩孚、孫傳芳等人掃蕩，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此乃民國一次更新。日本侵華日亟，國府無奈應戰，主力軍盡失。戰後，國府疲憊，共軍乘機南下，蔣介石遷台。到了七、八十年代，一連串街頭抗爭，迫使中華民國走上民主化，台灣卒之變成現在的模樣。
不過，旅美作家余杰似乎對以上論述不以為然。在其近著《1927：民國之死》，他開宗明義說：「1927 年是誕生了十六年的中華民國的歷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甚至是其滅亡之時」。為何余杰會有這種看法？他指出「南京政權仍亦步亦趨仿效蘇俄體制，以黨國一體化、黨軍一體化、黨政一體化為旨歸。在其冠冕堂皇的五院制當中，具有獨立立法權的國會和具有獨立司法權的最高法院，是不存在的；民選各級官員、代議士的制度和程序，也是不存在的。南京政權實質上是一黨獨裁，卻以『軍政、訓政、憲政』之『三部曲』欺世盜名。」相比之下，「北京政府畢竟有三權分立之結構、多黨競爭之格局、各級選舉之實踐、地方自治之嘗試，以及公民自由之保障」。北洋軍閥如吳佩孚、張作霖，皆非賣國媚外，文化欠奉，他們很多個人修為及愛國情操極高。
「辛亥革命」所建立的民國死於 1927 年北伐完成，刻下的中華民國則是被換上新酒的舊瓶，猶如賴清德所言：「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名字叫中華民國。」跟台灣共和國沒有實質分別，僅有名號差異。不時傳出蔣介石、孫中山銅像被破壞，益見現在的中華民國與 1911 年誕生的有根本分別。
第二個是孫中山究竟為「國父」抑或獨裁者。
從提出「五權 (行政、立法、司法、監察、考試) 憲法」、主張「人民有權，政府有能」等，孫似是為中國開太平的政治家、革命家。
可是，堅持使用武力發動「二次革命」，不接受黃興建議用法律解決；一心一意用武力統一，反對陳炯明爭取「聯省自治」；疑心廣州商團受英國指使顛覆自己，大開殺戒，連汪精衛、胡漢民的勸阻都聽不入耳。凡此種種，謂其有獨裁一面也未嘗不當。唐德剛《晚清七十年》便有這樣的判斷：「在孫、袁、蔣、毛四人之中，大家的最後志願都是搞個人獨裁的最高形式 (皇帝)」無獨有偶，易勞逸 (Lloyd E. Eastman)《流產的革命》評價晚年孫中山「無論在思想和行動上，都變得日趨獨裁」。
青天白日滿地紅背後，藏有多少謊言，多少矯飾，多少無知，實在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