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於 1918 年 8 月，梅含理曾經解釋，蓄婢制並非奴隸制，幾乎每個有能力的華人家庭都會蓄婢。殖民地部也反對過份干涉本地風俗。
不過，希士路活夫人接連撰文批評蓄婢，她後來更在英國號召國會議員起來反對，輕描淡寫式的冷處理似乎不易做到。殖民地部不斷接到反奴隸制及保護土著協會、費邊社、國際婦女選舉權同盟等投訴，反對蓄婢會甚至在 1921 年成立，劉鑄伯、葉蘭泉有見及此，於是組織防範虐婢會 (保護妹仔協會)，提倡管制而非根本廢除蓄婢。
雙方展開角力。反對蓄婢會得到本地宗教團體如基督教女青年會支持，許多勞工工會也贊成廢除妹仔。防範虐婢會則主要有東華醫院董事局、保良局等為之撐腰。
1922 年 2 月，殖民地大臣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向英國下議院說：蓄婢制應當廢除，替反蓄婢運動打下一支強心針。時任港督的司徒拔認為時機不合適 (剛經歷「海員大罷工」，元氣未恢復)，而且指出華商們必定反對。邱吉爾未予理會，向下議院承諾一年內禁婢。
劉鑄伯等紛紛發表言論合理化蓄婢制，司徒拔亦揚言「過於干涉本地風俗可能令華人對英國統治者產生異心」。然而，這無阻《家庭女役條例》(又名《女性家居服務條例》) 在 1923 年通過。
法例實施後，新的妹仔不准被轉讓，十歲以下女孩不能當家傭，其餘卻成效不彰。適值廣東政府 1927 年 3 月明令禁止任何形式的奴隸制，並收繳買賣婢女契約註銷，反對蓄婢會遂去信反奴隸制及保護土著協會投訴，協會致函《曼徹斯特衛報》(自由派報章)，殖民地部旋即備受千夫所指 (未有履行邱吉爾向國會許下的承諾)。
金文泰辯解：沒有證據顯示妹仔數目上升，廢止蓄婢不能操之過急 (免得華人離心)，中國大陸的廢婢法律沒有貫徹執行。可是，英國輿論界已有＜英國旗下的黃種童奴＞一類聳人聽聞的文章出現，歷史學家蘇珊‧佩德森 (Susan Pedersen) 還表示這個問題「關乎英國統治的廣大聲譽和責任」。隸屬工黨的下議院議員愛倫‧威爾金森 (Ellen Wilkinson) 向保守黨殖民地大臣里奧‧艾默里 (Leo Amery) 要求重新審視港府對妹仔的政策，尤其為金文泰增添壓力。
1929 年，《家庭女役條例》修正案在立法局獲得通過，港府勒令所有妹仔必須在 1930 年 5 月 31 日前接受登記，並由當日起停止接受登記，以及嚴禁販賣妹仔。同時，派出專責人員探訪妹仔，確保她們得到人道對待，定期獲發薪金 (韋爾許覺得，金文泰做法與工黨 1929 年勝出大選、新任殖民地大臣帕斯菲爾德勳爵是費邊社成員有關)。
儘管華人 (包括立法局議員曹善允) 為修正案醜化抹黑蓄婢忿忿不平，殖民地部對此大致滿意。妹仔存廢爭議，總算順利平息。
但蓄婢風俗畢竟未能完全根絕，坊間仍有秘密販賣妹仔的情況 (用「養女」名義進行販賣)。一直到 1938 年 4 月立法局立法強制所有「養女」都須向華民政務司登記，蓄婢才逐漸式微。
利用英國言論及新聞自由製造輿論，再和當地相關團體合作，爭取下議員支持，向殖民地部施壓，改善香港有問題狀況。這是香港過去能夠致治、邁向現代化的關鍵 (為蓄婢爭議所昭示)。缺少英國豐富深厚的民主傳統，華夏文化污垢絕對無法被蕩滌，香港不會擁有現在摩登、文明的模樣。
[主要參考資料]
1.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2. 韋爾許 (Frank Welsh)，《香港史 - 從鴉片戰爭到殖民終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