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罷工發生前，左派知識份子和工會組織者已四圍派發傳單，煽動工人罷工。另外，廣州國民政府提供大筆財政資助，海外華僑、俄國工人和一個匿名的英國工會也有給予資金。謂罷工有共黨陰謀策動，並無不妥。
可是，經濟上華工長期飽受剝削、政治上外國人一直享有特權，亦促使罷工爆發，不容掩埋。否則罷工委員會就不會要求：每工工作八小時、廢除包工制和童工、減低房租、各工會有權投票選舉華人立法局議員、准許華人住太平山等。
司徒拔刻意強調中國因素，拒絕承認罷工為港府管治不善之產物，竊以為與英國國內人民心態有關 (他們覺得，港府理應跟從英國本土，禁止惡劣工作條件。罷工是一場正義的工人運動)。
罷工期間，有很多華人基於愛國熱情和伸張民族大義離開香港，但也有些為勢所逼，想回香港竟遭阻止。
1926 年 2 月初，罷工糾察隊向邊界香港方面的印籍守軍開火，又射擊深圳河上的警艇，攔阻往來大陸的火車，不准鄉民越界返港。
用強力把工人留下，反映罷工無以為繼。
廣東省許多農村縣市，口頭上支持罷工，暗地裡卻違反禁令，向香港出售農作物及漁穫。
至此，罷工再無法使香港出現糧食危機。
司徒拔根據《維持治安條例》和《緊急狀態條例》(「海員大罷工」期間制定)，宣佈香港進入緊急狀態，動員義勇軍，禁止糧食和資金流出。
其派警察守水塘 (確保食水供應不被中斷)、軍隊接管天星小輪 (維持港島九龍有效聯繫) 和巡邏街道、限制可帶出港幣數目、規定學校提早放暑假、下令華民政務司刪除中文報章內任何支持罷工的內容......
尤有進者，司徒拔打算利用政府和私人資金扶植廣州「反革命」勢力，且建議英國外交部收買北京消滅廣州革命政權。
華人社群方面，一批華商領袖透過他們的人脈，從澳門、上海、新加坡、檳城等地進口糧食，東華醫院總理開設攤檔以低價售賣食物，不少華人 (包括歐亞混血兒) 加入義勇軍、後備警隊和聖約翰救傷隊，曹善允更協助招募義工填補罷工者崗位空缺。要之，一是皆以襄助港府渡過難關為本。街坊委員會和更練團次第成立，社會秩序得到維持，「省港大罷工」反而促進了社群各成員團結合作。
米爾斯有這樣的觀察：「中國多年以來一直動盪不安，是造就一種視香港為家的華人階級的因素之一。」
罷工過後，港府更願意聽取華人意見，華人對香港的歸屬感越來越強烈，精英本土意識於是成形。
徐承恩說：「這種精英本土意識，看似是一小撮人的獨特思維，其實際影響卻可以極為深遠......香港華人精英的本土意識成形後，亦會透過各種可見的制度及隱藏的習慣，潛移默化香港社會。當社會條件成熟，這種原屬於精英的小眾意識將演化為普及的族群本土意識。中國赤化後，香港與中國的邊界比以往遠為封閉，為本土意識的開花結果提供理想的土壤。」
香港人不是中國人，大概於 1925 - 26 年「省港大罷工」就埋下伏線。
[主要參考資料]
1.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2. 米爾斯 (Lennox A. Mills)，《British Rule in Eastern Asia: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Govern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British Malaya and Hong Kong》。
3. 徐承恩，＜香港人千年史 (三)：中國國族主義風潮下的本土意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