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 年的辛亥革命將清帝國推翻，建立民國，可惜袁世凱未幾竊奪革命成果，稱帝失敗後，北洋軍閥旋即混戰，致使大批難民湧入香港。人口上升連帶對米糧需求大增，香港地少人多，本地產出食米無法追上需求，唯有依賴外國進口。暹邏、法屬印度支那等地，乃主要食米供應國。
一次大戰結束後，英法等歐洲列強元氣大傷，急需糧食輸入，禁止殖民地出口食米。適逢日本 1918 年受天災影響，國內食米嚴重短缺，「米騷動」出現迫逼政府以高價搜購東亞和東南亞地區僅餘食米，香港米糧供應更形短缺。
國際環境不利香港食米供應，本地米商看準時機，大肆囤積居奇 (自由市場下，貨品價格由供求決定，政府不得插手干預。供應持續短缺，市民卻對貨品有一貫需求，貨價例必升高，米商即可從中取利)，推高米價 (1919 年 7 月初，食米批發價由每擔 3 元 4 角急升至 6 元 7 角，零售價漲至每擔 16 元)。貧民無力負擔，只好以番薯、芋頭代替米飯，但番薯、芋頭也隨之而漲價，貧民往往每天僅能吃一餐。
自由市場不能有效分配資源，政府適度介入份屬應有之義。裁判司赫治臣 (R. O. Hutchison) 獲委任為穀米專員，他曾建議港府把食米定為專賣，同時分紅給米商。不過，礙於施勳未有直接採取行動 (正值總督交接期)，方案不了了之。
問題沒有根本解決，反而有惡化跡象。根據《華字日報》報導，颱風襲來，「各貨艇一律駛入避風塘，無貨起落，各苦力以無 (沒) 工 (作) 做，於是齊集於灣仔街市口之曠地，蹙額相告，均以近日覓食維艱，甚至有家中已停炊 3 天者，於是有提倡往各米肆搶米者，當時一唱百和，遂先向交加街廣興油米雜貨店購米兩銅仙，廣興店伴 (員) 曰兩銅仙祗得兩半米耳，苦力曰米價如此昂貴，豈真欲餓死吾輩乎。店東出面理論，而苦力已愈聚愈眾 (案：約 200 至 300 人)，一齊下手搶奪 (案：共奪去 300 斤米)，秩序遂亂......凡係米舖與雜貨店，而兼賣米者，無不遭殃」。
灣仔搶掠事件驅使其他飢餓的市民加入搶掠行列，風潮迅速蔓延至港九。《華字日報》記載：「查中環如德輔道中、大馬路 (即皇后大道)、威靈頓街、士丹頓街、希利街、文咸街，均有苦力與『牛王仔』(即現時所謂『古惑仔』) 聯群結隊，以 30、40 人為一隊或 150、160 人為一隊，分頭往各街米店，肆意強搶......有苦力多人在油麻地、望角 (旺角)、上海街一帶搶米......至於紅磡，亦有搶米之舉......舉凡筲基灣 (筲箕灣)、深水埗均遭影響，惟九龍城，則無之，亦云幸矣。」
警方派出多名荷槍實彈及帶備警棍的警員夥同消防員驅散人群，卻始終沒有拘捕滋事分子。到了 7 月 28 日，才有 11 人被捕。
被捕人士中，8 人獲控「聯群搶奪、擾亂治安和私接賊贓」等罪。他們直認不諱，並在法庭上申訴生活苦況，法官最後從輕發落，判各人罰款 5 至 7 元及入獄 14 天。
港府 (1) 宣佈承辦及收購所有私人存米，且禁止食米出口外地，保障港內糧食供應。(2) 把食米分為三等，固定米價，嚴防米商操縱價格，謀取暴利，加重貧苦市民的生活負擔。(3) 電告新加坡、馬來西亞山打根等地運大米來港，共耗去庫房三四百餘萬元。
「寶安派」何東、劉鑄伯等用個人名義打電報回大陸，請求國民政府減收糧米出口稅。東華醫院、保良局則在港九各地施粥，解市民飢餓之苦。
9 月左右，食米入口漸多，米價下降，事件始告平息。
搶米風潮反映：
(a) 香港 (大陸難民南來之後) 需要依賴外國糧食進口。國際形勢稍有轉變，香港常首當其衝，管治問題由是產生。
(b) 自由市場並非萬靈丹。一些緊急狀況，政府果斷、適度介入是必須的 (風潮之所以釀成，全因施勳未有迅速行動)。
(c) 基層貧民 (如苦力) 飢餓及缺乏生計，是觸發社會出現騷亂的動力源。多一點體諒寬容 (法院不作嚴懲)，切實協助他們解決生活問題，減少其怨氣累積，方能致治。
1919 年 9 月 8 日，立法局通過新法例，規定：政府在緊急時期可徵收私人食米，以及監管米商的經營。向來對食米無管制的法例漏洞得到補充。
[主要參考資料]
1. 鄭宏泰、高皓，《白手興家：香港家族與社會 1841 - 1941》。
2. 鄭宏泰、黃紹倫，《香港米業史》。
3. 何佩然，《施與受 - 從濟急到定期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