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十六國」時期，由於戰亂頻仍，致使北方出現不少無主荒地。北魏孝文帝有見及此，遂決定施行均田制 (建議出自李安世)。均田必先審正戶籍，李沖提出設立黨、鄰、里三長，定民戶籍，五家一鄰長，五鄰一里長，五里一黨長。接著「制天下男女，計口授田」。授田細節如下：(1) 男十五歲以上給露田四十畝，女二十畝，奴婢也可以有田，死後田地還給官府。(2) 男夫一人給桑田二十畝，作為自己的財產，不用還給官府，可以買賣。
錢穆《國史大綱》指出：「此制用意並不在求田畝之絕對均給，只求富者稍有一限度，貧者亦有一最低之水準。尤要者則在絕其蔭冒，使租收盡歸公上。」
均田制歷周隋至唐初仍然沿用，高祖武德七年，「凡天下丁男十八以上者給田一頃，篤病、廢疾給田十畝，寡妻、妾三十畝，若為戶者加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為永業，其餘為口分。永業之田，樹以榆、桑、棗及所宜之木。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其地有薄厚，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並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
均田制之上，復設立租庸調制，徵收賦稅。「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石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綾絁各二丈，布加五之一；輸綾絹絁者，兼調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若嶺南諸州則稅米，上戶一石二斗，次戶八斗，下戶六斗。」(同上)
租庸調制之優點，不只在於輕徭薄賦，更重要是為民制產 (此乃孟子政治理想)。
惜乎武后主政時，民避徭役，逃亡漸多。田移豪戶，官不收授。「每歲一造帳，三年一造籍」的傳統不再，戶口新附、除籍、絕逃、籍沒等一律未被認真辦理。「安史之亂」爆發，戶籍頓減，問題越趨複雜，理無可理。德宗終於採納宰相楊炎的主意，改行兩稅制。
兩稅制內容如下：「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倖。居人之稅，夏、秋兩徵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唐會要》卷八十三)
減省了徵稅項目、徵及行商，簡捷方便之餘，稅收能夠增加，是其優點。
不過，徵租不授田，容許土地自由買賣，為民制產之意全失，取而代之是土地兼併熾烈，貧窮懸殊嚴重。用貨幣交稅，豪強往往囤積大量銅錢謀利，農民需用大量農作物換錢交稅，生活百上加斤。量出制入，預期的豐年隨時一變而為災年，正常徵稅竟成苛索。把稅項攤派各地，因攤分不均勻，部份貧瘠地區人民無法承受重稅，淪為逃戶，國家收入受損。
人民感受不到政府善待自己，生活又無以為繼，落草為寇是必然的。唐末民變與兩稅制並非沒有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