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英國在遠東的殖民地，香港也有人投身軍伍，奔赴前線支援。根據官方文件顯示，當時最少有 264 名居民應召入伍，包括 61 名警務人員及小量公務員，俱為英籍歐洲人 (高馬可：「幾近百分之二十五的英籍男性自願參軍」)。又 61 名被徵調參戰的警務人員中，共有 10 人陣亡。換句話說，每 6 名參戰警員，就有 1 人與香港永別 (張連興：「英籍警官要回國服役，警務人員立即短缺，因此，港英當局決定設立員警學校......從梅含理以後，香港警員都是員警學校畢業的學員」)。
華人方面，大量華工在法國軍團裡服役。商界精英積極捐款，好讓宗主國能應付戰爭開支 (有業主開徵百分之七特別戰務差餉，在戰爭最後兩年籌得超過二百萬港元)。「香港大老」歐亞混血兒何東爵士 (寶安派商人代表，立場較本土，與四邑派抗衡，後者親中) 甚至出資購買兩架飛機和幾輛救護車送給英國政府。
香港未被戰火波及，卻有六至十萬名華人居民暫時搬回廣東避禍。歐洲貿易撤出亞洲，給予本地華資公司上位良機。華商大舉進入銀行和航運等從前由洋人把持的商業領域，同時繼續經營樟木、糖薑、藤器、肥皂、豉油等傳統工業，社會經濟地位進一步提升。
通貨膨漲、貨物運輸中斷，要算是一戰帶來的傷害，不過問題不大。
1919 年 7 月，一戰結束。全城熱烈慶賀，大放煙火，並舉行花車巡遊和閱兵。許多人專程從廣東來港觀看和平慶典，以致電車停駛。港府將 11 月 11 日訂為「和平紀念日」(Remembrance Day)，每年派官員出席大型悼念及閱兵儀式，且於中環皇后像廣場樹立和平紀念碑 (外觀仿傚自 1920 年建成、由埃德溫‧魯琴斯爵士設計的倫敦白廳和平紀念碑，與百慕達、奧克蘭的相同)，用以紀念陣亡軍人。
一戰期間在港英籍人士的取態，反映他們始終心繫英國，願意為女王陛下 (Her Majesty) 奉獻寶貴生命。香港對他們而言，是賺錢置富的暫居之地，別無其他。
華人則大部份視香港為避難所。當避難所再不能抵禦災難 (如隨時遭到軍事襲擊)，他們做法很簡單：離開這片土地。六至十萬人返粵，絕對不是一個小數目，可見其視大陸為家鄉、退路。
唯獨一小撮華人精英及華商，未有一走了之，反而大幅拓展業務，取代洋人。他們出錢出力支持英國，非盡國民責任，旨在謀求自身利益的保障，相信「英國好，香港好」。立足香港，竊以為此乃本土意識之彰顯。
二戰結束後，和平紀念碑因成為紀念 1941 年「香港保衛戰」陣亡將士的地標，連帶「和平紀念日」亦被重新正視。
和平紀念碑從設計到安放，皆表現英國對香港的珍惜、重視，印證第 9 任港督寶雲所言非虛：「在香港看不見殖民地 (colony) 劣政，卻看見英國海外駐地 (garrison town) 的良好經營。」
親中愛國分子把英殖看成「香港的屈辱」，太不像樣了！
[主要參考資料]
1.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2.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3. 徐承恩，《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
4. 白錦文 (Robert Peckham)，Disease and Crime: A History of Social Pathologies and the New Politics of Heal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