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銘 (汪精衛) 是中國近代史上具爭議性的人物。1910 年，他 (已加入同盟會)
曾與喻培倫、黃復生等密謀行刺攝政王載灃被捕，留下詩句「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為人傳誦。「辛亥革命」後，汪獲釋赴法國，「二次革命」時被孫中山急召回國，從此成為孫左右手。
汪兆銘英俊貌美，文筆出眾。1925
年孫中山臨終前預立的三份遺囑，兩份即由孫口授，汪筆錄。「聯俄容共」展開，汪貫徹執行孫意願，左傾作風惹起戴季陶、林森等「西山會議派」不滿。
1926 年 3 月 20
日，「中山艦事件」發生，蔣介石成功替換與汪兆銘親近、反對北伐的蘇聯駐廣州軍事顧問團團長季山嘉。汪頓失依靠，唯有以治病為名，離開中央權力核心廣州，前往法國。未幾，蔣誓師北伐，自任總司令。
蔣介石手持黃埔軍校訓練出來的革命武裝。堅決「反共」的立場，使他得到「西山會議派」支持。國民黨左派如宋慶齡、何香凝覺得受排擠，遂聯合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中共黨員
(如毛澤東、周恩來)，在武漢另組「國民政府」，推戴汪兆銘回國出任主席。1927 年 4 月 12 日，蔣在南京下令「清黨」，寧漢於是分裂。
汪答應到武漢，已見他不甘屈服於蔣之下。余杰《1927：民國之死》更指出：「汪回國之後，言行更加左傾。後來，史達林同意向武漢政府發放一千五百萬貸款，跟汪兆銘出面主持武漢政府不無關係。」
不過，三個多月後，汪兆銘也宣佈「分共」。與唐生智關係惡化，汪從武漢奔廣州，依附張發奎。張發奎打算趕走留守廣東的桂系將領李濟深、黃紹竑，怎料中共張太雷、葉劍英等人乘機策反張部分軍隊，發動「廣州暴動」，汪被指「甘受第三國際指揮，唆使張黃竊據百粵、勾結共黨、焚劫廣州」，心灰意冷，12
月 16 日赴法。
左舜生評價汪兆銘：「大抵汪之爲人，富情感而易衝動，經不起刺激，偶爾也喜歡弄一點小聰明，多少帶一點黨人的積習，但本質則仍不失為一讀書人。」
脆弱多情的文人不適合做政治家，余杰講得好：「也正是因為文人習氣，汪精衛動輒稱病辭職、出國考察，他公開宣揚『合則留，不合則去』的態度，不斷上演『出國』和『歸國』循環劇目。時常離開『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祖國，這樣做有害於紮實經營培植自己的派系和實力。這種任性的性格，是政治家的一大弱點。」
加上不喜歡軍事，只知演說，步入三十年代，日本加快侵華步伐，回歸國府的汪兆銘，建議張學良出兵抵抗，「毋使熱河平津為東北錦州之續」，跟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方針相抵觸。他又不相信國軍有足夠實力抗衡日本，堅持利用外交手段和平解決問題，結果與當時社會民情背道而馳。
「七七事變」爆發，全面抗戰揭開序幕。汪兆銘任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地位僅次於蔣介石。
對軍事實力懸殊的過份憂慮、不願屈居蔣介石之下的心態，卒之導致汪對日本親善，和日人合作，建立「偽國民政府」，他親自擔任「代主席」及「行政院院長」，陳公博任「立法院院長」，周佛海任「財政部部長」。陳、周皆於
1927 年支持過武漢國民政府。
日本戰敗投降，汪兆銘從昔日革命烈士變成大漢奸、賣國賊。
然而，李怡說：
「著名古詩詞專家、南開大學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長葉嘉瑩當時亦居於上海，她說當時在廣播中聽到汪精衛宣佈要建立政權時，舉家歡欣，覺得有中國人的政權代日本人管治，總比較好」
「生活在日本人管治的淪陷區，日子並不如想像中難過，因為即使日本和汪政權行惡法，但至少是百姓可以依循的法，不會是無從依循的無法無天，但百姓總算過得安穩。故有人說，汪精衛實質是在保護人民，這種思想在其詩詞創作中亦可窺見，陳寅恪、吳宓等學者都認為當時中國國力不足，太平洋戰爭前也看不到英美等國會出手相助，加上中國軍隊一打即潰，所以當時的有識之士都覺得以求和的方式來穩住日軍的進攻，以爭取時間。」
史家陳寅恪在汪去世時寫有輓詩，把他與南宋傀儡皇帝劉豫相提並論。余英時則曰：「在我的認識中，汪精衛在本質上應該是一位詩人，不幸這位詩人一開始便走上『烈士』的道路，因而終生陷進了權力的世界。這樣一來，他個人的悲劇便註定了。」(重版汪精衛《雙照樓詩辭滙》序)
大漢奸？賣國賊？未免看得太膚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