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徐復觀治哲學還是史學，從《中國人性論史》、《兩漢思想史》三卷看來，其研究課題確實偏近哲學。
不過，他曾說：「許多先生談問題時，不知不覺的流露出『萬般皆下品，惟有哲學高』，而哲學中又只有講觀念論的最高的氣慨。我覺得是可以考慮的。」(＜民主政治價值之衡定讀後感＞)，又說：「勞
(思光) 先生有許多話，大概因為理論太『嚴格』的原故，為我『常識的心靈』所不了解。」(同上) 李文森 (Joseph R. Levenson)
稱徐從事「理學式史學」，庶幾近之。
徐既治史，其對史學不可能完全沒了解。故此，他對錢穆若干批評，不應被視作一外行人批評一內行人，抹殺其本身價值。
另外，他批評胡適「假內行」(出自＜我的讀書生活＞)，乃針對胡專門講授中國思想，卻不知中國思想為何物而言。他對客觀理解先秦、兩漢思想花過大力氣，當然知道胡適用西方邏輯學講孔子、老子、墨子是胡說八道，強不知以為知。
至於錢穆不太看得起陳寅恪細密的考證，見於 1960 年 5 月 21
日致余英時的信中有兩點對陳的批評：一是「冗沓而多枝節」且不「可誦」；二是「臨深為高，故作搖曳」(余英時《錢穆與中國文化》)。
嚴耕望《錢賓四先生與我》收錄了錢氏 1961 年 2 月 1
日寫給他的一封信，其中一段：「從地理背景寫歷史文化，此是一大題目，非弟功夫殆難勝任。如能着手撰述，實深盼望。際茲學殖荒落之世，吾儕篳路藍縷以開山林，只求先指示一大路向，探幽鑿險，待之後來繼起之人，不必老守一窟，盡求精備也。不知弟意以為如何？」
嚴氏謂「制度與歷史地理只是 (錢)
先生學術的旁支......這兩項學問只是他治史的兩隻腳，藉以站穩而已，不是主體......或許先生知我有『老守一窟』、『探幽鑿險』、『盡求精備』之病，所以一開始就告誡我。」
錢治史貴博通，嚴卻集中精力治制度及史地，跡近專家之學，錢自然略有微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