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跟錢穆一開始相見就不甚投契。錢問胡有否見過《史記六國年表》，胡表現得渾身不自在，堅持連夜趕回上海 (當時二人在蘇州)。胡後來索性不與錢交談。為著老子年代問題，胡一度憤然說：「錢先生，你所舉的証據還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連我的老子也不要了。」二人交惡還能從胡在世時，錢一直未能成為中研院院士看出。
作為胡適的弟子，傅斯年對錢穆亦頗蔑視，竟公開宣稱「錢某著作，我曾不寓目一字。」竊以為和《國史大綱》寫法過重宏觀及其狠批「史料學派」有關。神州陸沉，國府遷台，主持「搶救」著名學者往台灣的傅，未有把錢列入「搶救」名單中。錢答應張其盷南渡辦學，展開於香港弘揚中華文化的生涯，自此和胡、傅分道揚鑣。
錢穆其實不太喜歡香港，視之為暫居地。不過，諷刺的是，他卻利用這裡一點空間，傳播非主流的「民族文化史觀」，且經常撰文批評中共，替故國招魂。
徐承恩說：「香港就成為了一片在中國之外、處中國之旁的特殊領域。雖然香港實行殖民地制度，但仍比東亞的專制帝國自由，其有限的法治亦比近鄰尊重合約精神。被視為『賤民』的海洋族群、被官府敲詐的貿易商人、被中國社會排斥的基督教徒，以至是與朝廷不和的異見人士，都能在香港容身，在此地尋覓自由和幸福。」
細看錢穆經歷，益見香港不是中國，為中原主流外邊緣人之聚合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