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於五代軍人專政，北宋國策帶有「重文輕武」的傾向。
唐代科舉考試有「禮部試」和「吏部試」(又名「釋褐試」。脫去平民粗麻布衣，換上官服，謂之「釋褐」)
之分。士子先通過「禮部試」以取得為官資格，再經「吏部試」授予官職。宋太祖開國，竟規定進士一登第即授官，取得為官資格必定可以任官，此對士子無疑是極大的鼓舞。
宋太祖又立下誓碑，勒令子孫不得殺文官。文官享有「恩蔭」子孫親友的特權。遇有地方節度使死亡或出缺，往往改以文官代之。樞密使 (統帥全國軍政)
一律由文官擔任。結果，「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文教事業開始興盛。
對於行伍出身的軍人，要求他們在手背或臉上刺字。武將不能擔任最高軍職。軍隊用遊民、囚犯充實，旨在壓抑軍人地位，防止篡奪。
「重文輕武」多少革除兵將驕恣的流弊，振興學術文風。不過，無可否認，它同時為新政權積弱埋下伏線。
進士及第就給予官職，致使冗官充斥。「恩蔭」後來發展至蔭門生故吏乃至陌生人。官員人數急增，帶來兩大問題：
(1) 朝廷需給予他們官俸，政府財政開支龐大，跡近入不敷支；
(2) 政府架構重疊，政出多門，互相推卸，行政效率低降。
另外，用文人掌軍政，貽誤戰機不時發生，有損軍隊表現。武人備受歧視，士氣不振，對外作戰，敗多勝少，宋室日後飽受外族侵凌，與此不無關係。
傅樂成《中國通史》有這樣一段評說：「由於宋室信用文人，科舉為世所重，成為士人競趨的對象；相反的，軍人遭受卑視，其素質及社會地位，也因而日益低落；宋代的兵多而弱，與此大有關係。」可視作對「重文輕武」最佳的總結。
東漢班超曾投筆從戎，出使絕域。唐初楊炯《從軍行》甚至揚言：「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重文輕武」在中國歷史上殊非正途，顯而易見，頗有矯枉過正之嫌。
細看學界有關「重文輕武」的研究，漆俠＜宋太宗與守內虛外＞說：「重文輕武的涵義是，重文事，輕武略，把文臣放在第一位，武將第二位，絲毫不重視養兵這一武事的最根本方面。」其弟子陳峰則將「重文輕武」修正為「崇文抑武」，覺得這才貼近史實。Peter
Lorge 更質疑「重文輕武」四字最早見於當代史家方豪的《宋史》，換句話說，宋代從來沒有「重文輕武」政策。
眾說紛紜背後，反映「重文輕武」確實是研治宋史一大關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