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 年 4 月，港英政府通過《建築及滋擾條例》，規定建築物的規格必須符合通風及防火的要求。華人 (也包括部份英國商民) 普遍認為此法案侵犯他們的私有產權，以及破壞他們原有的生活習慣。他們於是在同年 10 月發起大規模的集會抗議，要求改善 / 暫緩執行該條例。不料新上任的總裁判官戴維斯 (Henry Tudor Davis) 不問箇中情由，堅持嚴厲執法。結果，大批集會人士被警方拘捕，華人與港英政府的關係跌至谷底。
與此同時，港英政府又以滋擾為理由，趕絕街頭上的小販，使之無法維持生計。《購買地產條例》、《徵收費用及訟費條例》的相繼公佈，無異於斂財於民間，傷害華人的既得利益。華人屢次上訴表達不滿，港英政府始終未有給予適切的回應。11 月 21 日，久經累積的民怨終於爆發。逾萬華人上街示威，沿途高呼「打番鬼佬」的口號。期間，示威者一度襲擊附近的歐籍人士，和平示威最後演變成大規模騷亂。
根據張連興引述的資料顯示，當時警隊力量單薄，只有歐籍警官 33 人，華人警員 39 人，「大頭綠衣」(即印度籍警員) 166 人 (合起來不過 238 人)。警隊既要鎮壓示威者，又要維持正常的出巡和站崗，根本分身乏術。港英政府只好「高壓」、「懷柔」雙管齊下，一方面調動駐港英軍進入市區平亂，一方面批准華人領袖與布政司威廉‧堅 (William Caine) 會面，商討對策。
在威廉‧堅表示會考慮華人領袖的陳情下，騷亂才告一段落。
從某個角度看，港英政府通過《建築及滋擾條例》，旨在更好地保障香港市民的居住安全，令香港更能具有現代國際城市的格局。
至於《購買地產條例》、《徵收費用及訟費條例》的執行，則源於港英政府面對著財政困乏的處境，需要設法增加收入，以確保香港的經濟自主。
奈何當時的在港華人不明白港英政府的苦心，只知一昧守舊、拒變、保護自身的利益。港英政府以鎮壓、拘捕等手段結束由華人發起的示威、罷市，這固然不失高壓殖民的色彩，但換個角度看，它對香港順利走上現代化，卻發揮著正面而積極的作用。
事實上，觀乎港英政府後來決心加強與華人社群的溝通，可見港英政府的鎮壓、拘捕純粹出於管治需要，迫不得已。
只可惜港英政府所託非人，高和爾、必列者士 (少數擅與華人溝通的官員) 等人乘機以權謀私，作威作福。華人精英又往往藉著和港英官員勾結，從中謀取利益。港英政府因而陷入嚴重的管治困境之中。
對於這一困境的細節，徐承恩曾經作出過扼要的勾勒：
當時香港政府並不熟悉華人社會的運作，亦不懂如何如華民溝通，但又要全面實行普通法以宣示主權。最終政府要倚重像高和爾等少數能兼擅中英語言者，但權力的過份集中又造成腐敗。而開埠初期的華人精英，多數來自長期處於中國邊陲的沿海居民，也就是之前提及過的海洋中華社會。他們多年來都從事走私、販賣鴉片、販賣人口等偏門行業，亦沒有像大陸中國那種由士紳組成的社會組織。部份華人精人甚至與海盜有聯繫。如此則使他們未能成為可靠的管治伙伴。管治失效，引致治安不靖，港府的對策是以嚴刑峻法阻嚇，卻又惹起華民不滿，進一步損害官民溝通。
文基賢博士 (Christopher Munn) 撰有 “Anglo-China” 一書，述說香港開埠初期的管治危機。徐承恩在《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中以「英治中華的憂鬱」為題，引介文氏的著作，這可謂「畫龍點睛」，點出文氏一書的重心所在。
儘管寶靈在 1855 年建議擴大華人在立法局內的影響力 (包括：在立法局內引入選舉議席。所有持有不分割地段、每年繳交逾十英鎊差餉者，不論種族均可享有投票權。立法局內將會有三位選舉產生的非官守議員，以及三位官守議員)，有關建議在翌年 (即 1856 年) 7 月遭到否決，理由是：
(1) 香港的華人並不可信。
(2) 華人精英可能既效忠英國，又為清廷服務 (所謂「雙重效忠」的問題)。
寶靈勉力堅持，只能在立法局內增設一名「非官守議員」，卻附帶有四個新增設的官守議席。立法局內的「官守議員」畢竟多於「非官守議員」 (前者 6 人，後者 3 人)，寶靈為香港華人爭取自治的舉措，可謂無功而還 (香港政治反而因此弔詭地走向集權)。
不過，和歷任「港督」一樣，寶靈亦進行過不少惠益民生的建設，包括：
(a) 興建香港首個商業供水系統。
(b) 建成「寶靈頓運河」(又稱寶靈渠、鵝頸澗)，流經今日跑馬地及銅鑼灣一帶。
1859 年 9 月，寶靈卸任「香港總督」一職。有關他離港時得到華人熱烈歡送而遭受歐籍人士冷落，我們過去已經講過。
1872 年 11 月，寶靈去世，享年 80 歲。
寶靈離港時，港英政府所面對的管治危機、華洋矛盾其實並未消除。這將為新任「港督」羅便臣 (Hercules George Robert Robinson，又名羅士敏) 帶來嚴峻的考驗和挑戰。
[主要參考資料]
1. 徐承恩，＜十九世紀之香港自治＞。
2. 徐承恩，＜東華歷史之二三事 (三之一)＞。
3.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4. 徐承恩，《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
5.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