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的爆發，有若干背景。今嘗試析述如下。
玄宗專寵楊氏，荒怠政務
玄宗晚年，寵幸楊貴妃，享受著前所未有的婚姻生活。
（天寶四載，公元七四五年）八月，壬寅，冊楊太真為貴妃。（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五）
（天寶五載，公元七四六年）至是，妃以妒悍不遜，上怒，命送歸兄銛之第。是日，上不懌，比日中，猶未食。左右動不稱旨，橫被棰撻。高力士欲嘗上意，請悉載院中儲偫送貴妃，凡百餘車；上自分御膳以賜之。及夜，力士伏奏請迎貴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自是恩遇愈隆，後宮莫得進矣。（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五）
（天寶九載，公元七五零年）二月，楊貴妃復忤旨，送歸私第。戶部郎中吉溫因宦官言於上曰：「婦人識慮不遠，違忤聖心，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不使之就死，豈忍辱之於外捨邪？」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妾罪當死，陛下幸不殺而歸之。今當永離掖庭，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不足為獻，惟發者父母所與，敢以薦誠。」乃剪髮一繚而獻之。上遽使高力士召還，寵待益深。（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六）
為了討楊貴妃的歡心，玄宗於是大量起用楊氏家族的人，如楊銛、楊錡等。
（天寶四載，公元七四五年）贈其父玄琰兵部尚書，以其叔父玄珪為光祿卿，從兄銛為殿中少監，錡為駙馬都尉。（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五）
他又安排自己之親信宦官高力士專為貴妃駕馭馬匹，「織繡之工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
（天寶五載，公元七四六年）楊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繡之工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五）
且「假公濟私」，以快騎將嶺南的荔枝運至宮中，供貴妃品嚐。
（天寶五載，公元七四六年）妃欲得生荔支，歲命嶺南馳驛致之。比至長安，色味不變。（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五）
至於楊貴妃的三位姊姊，更是盡得顯貴，玄宗厚重的賞賜不絕。
（天寶四載，公元七四五年）及貴妃三姊，皆賜第京師，寵貴赫然。（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五）
（天寶七載，公元七四八年）十一月，癸未，以貴妃姊適崔氏者為韓國夫人，適裴氏者為虢國夫人，適柳氏者為秦國夫人。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為姨，出入宮掖，並承恩澤，勢傾天下。每命婦入見，玉真公主等皆讓不敢就位。（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六）
（天寶七載，公元七四八年，十一月）上所賜與及四方獻遺，五家如一。競開第捨，極其壯麗，一堂之費，運逾千萬......（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六）
楊貴妃及其親屬得寵，衍生出下列幾個問題。
第一，宮中開支異常龐大，致使玄宗需要重用、倚賴善於斂財的官員，如王鉷、楊釗等。政治風氣因而敗壞，民生亦日益困苦
(政府收入源出於人民之賦稅)。蘇冕論曰：
設官分職，各有司存。政有恆而易守，事歸本而難失，經遠之理，捨此奚據！洎姦臣廣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寵，刻下民以厚斂，張虛數以獻狀；上心蕩而益奢，人望怨而成禍；使天子有司守其位而無其事，受厚祿而虛其用。宇文融首唱其端，楊慎矜、王鉷繼遵其軌，楊國忠終成其亂。仲尼云：「寧有盜臣，而無聚斂之臣。」誠哉是言！前車旣復，後轍未改，求達化本，不亦難乎！（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六）
蘇氏之言，可謂一語中的。
第二，諸楊每以深得玄宗寵信，一方面向地方府縣作出種種「請托」，以權謀私；一方面廣泛收取四方賄賂，視國法如無物。《通鑑》記有以下一段文字：
三姊與銛、錡五家，凡有請托，府縣承迎，峻於制敕；四方賂遺，輻湊其門，惟恐居後，朝夕如市。十宅諸王及百孫院婚嫁，皆先以錢千緡賂韓、虢使請，無不如志。（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六）
這可謂一鐵證。
賄賂公行、「請托」不絕，這完全破壞著正常的選人任官。尤有進者，諸楊黨羽遍佈中央、地方，其行為因而日益驕橫、跋扈。《通鑑》記有以下一條：
虢國尤為豪蕩，一旦，帥工徒突入韋嗣立宅，即撤去舊屋，自為新第，但授韋氏以隙地十畝而已。（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六）
這與兩漢外戚之專橫何以異？
第三，諸楊生活過分奢侈，為社會不良風氣之先聲。
上所賜與及四方獻遺，五家如一。競開第舍，極其壯麗，一堂之費，動踰千萬；既成，見他人有勝己者，輒毀而改為。（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六）
中堂既成，召工圬墁，約錢二百萬；復求賞技，虢國以絳羅五百段賞之，嗤而不顧，曰：「請取螻蟻、蜥蜴，記其數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六）
貞觀、開元兩治世源出於君主、臣民之共同節儉，今奢靡之風代之而起，亂世亦必隨之而來。
重用胡人為節度使
玄宗晚年忙於私人生活，其於是將政事盡數交託給宰相李林甫處理。
上晚年自恃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六）
李林甫為人「口蜜腹劍」，專門排斥異己，剷除對自己不利的人。
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奸；妒賢疾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六）
鑑於唐室過往有「邊將入相」之慣例，其為保一己之相位，竟建議玄宗改用胡人為節度使，以杜絕「邊將入相」之路。
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畯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心恩洽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上悅其言......（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六）
玄宗以「蕃將」代「漢將」，用胡人為節度使，首先得益者為：安祿山。
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六）
而隨著胡人滲透至各個兵鎮，控制東、西北之精兵，「外重內輕」之形勢已成。「安史之亂」由是有爆發的機會。
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 （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六）
司馬溫公認為「安史之亂」源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可謂允當之至。
軍事制度廢弛
唐朝一直施行「府兵制」，寓兵於農。
此制創立於北周宇文泰時，歷經隋代而為唐所沿用。
唐玄宗開元年間，「府兵制」逐漸廢弛，逃兵日多。張說於是建議改行「彍騎制」，以補「府兵制」之不足。
然而，「府兵制」衰頹之勢已成。「彍騎制」之施行，反助長「府兵制」之倒塌。
先是，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征發，下敕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擴騎，府兵日益墮壞，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復點補；其六馱馬牛、器械、糗糧，耗散略盡。（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六）
由「自募置擴騎，府兵日益墮壞，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復點補；其六馱馬牛、器械、糗糧，耗散略盡」，我們可見當時的「府兵制」廢弛至何種程度。
「彍騎制」乃「府兵制」之縮小範圍 (錢穆語)，後者既不可保，「彍騎制」自然無法長久維持。
不過，「彍騎制」之瓦解，尚有另外一些原因：
第一，武人地位低微，所受待遇差劣，往往遭人賤視、羞辱。
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官，言其為天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長安人羞之，至以相詬病。其戍邊者，又多為邊將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六）
第二，武官升遷不易，且為士大夫所不恥，百姓不復視投身軍伍為出路。
其折衝、果毅，又歷年不遷，士大夫亦恥為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六）
子弟為武官，父兄擯不齒。（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六）
第三，於京師宿衛之兵士多為「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軍隊質素低劣。
其彍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亦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六）
天寶八載 (公元七四九年) 五月，折衝府已落入「無兵可交」之境地。
由是應為府兵者皆逃匿，至是無兵可交。五月，癸酉，李林甫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六）
朝中上下，不僅未有想辦法重整中央軍力，反而以「承平日久」為理由，謂「中國兵可銷」。
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六）
結果，中央徹底空虛，猛將精兵全聚集於西北一隅。
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中國無武備矣。（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六）
日後安史叛軍能由范陽長驅直入洛陽，焉無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