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上官婉兒在「唐隆之變」中被殺，我們已經講過。然而，婉兒是否真的有「心附帝室」的心理改變，《新唐書》、《舊唐書》的講法不盡一致。
司馬光《通鑑》採《新唐書》的講法，《新唐書》記曰：
始，從母子王昱為拾遺，昱戒曰：「上往囚房陵，武氏得誌矣，卒而中興，天命所在，不可幸也。三思雖乘釁，天下知必敗，今昭容上所信，而附之，且滅族！」鄭以責婉兒，不從。節湣誅三思，果索之，始憂懼。及草遺制，即引相王輔政。臨淄王兵起，被收。婉兒以詔草示劉幽求，幽求言之王，王不許，遂誅。（《后妃上》）
然而，《舊唐書》的記載卻完全不同：
節湣太子深惡之，及舉兵，至肅章門，扣閣索婉兒。婉兒大言曰：「觀其此意，即當次索皇后以及大家。」帝與后遂激怒，並將婉兒登玄武門樓以避兵鋒，俄而事定。婉兒常勸廣置昭文學士，盛引當朝詞學之臣，數賜遊宴，賦詩唱和。婉兒每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公主，數首並作，辭甚綺麗，時人咸諷誦之。婉兒又通於吏部侍郎崔湜，引知政事。湜嘗充使開商山新路，功未半而中宗崩，婉兒草遺制，曲敘其功而加褒賞。及韋庶人敗，婉兒亦斬於旗下。（《后妃上》）
當中完全沒有「節湣誅三思，果索之，始憂懼。及草遺制，即引相王輔政」。反之，婉兒自始至終皆支持韋皇后及其黨羽。她在草遺制時並未有要求相王輔政，反為崔湜爭取褒賞。
究竟哪一種講法較為可信？我們或者可以由上官婉兒的生平講起。
上官婉兒的祖父為上官儀。高宗在位時，由於不滿武后日漸專橫，上官儀於是建議高宗廢后，高宗同意，命上官議起草詔書。不料事情洩露，武后利用爪牙許敬忠以謀反罪誅殺上官儀。上官儀之子、婉兒的父親上官庭芝因此亦被殺。
父親死後，上官婉兒被配入宮中為奴婢。由於她自幼飽讀詩書，而且明達吏事，武則天對上官婉兒日漸賞識，婉兒因此免去奴婢身份，改為掌管宮中詔命。
武則天稱帝，詔敕多出婉兒之手。後來，上官婉兒受命處理百司奏表，得以參決機務。至此，上官婉兒其實已儼然為一外朝的官員，所謂「女官」。
然而，「五王政變」後，武則天被迫退位，中宗復辟。在朝中大臣俱為男性的情況下，中宗只好改封婉兒為昭容（九嬪之一），代之掌詔命。婉兒驟然由外朝官轉成後宮妃嬪的一分子，雖仍得掌詔命，但不免「名不正，言不順」。
站在婉兒的立場看，她不甘心自己的政治壽命就此結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在皇帝、公卿大臣俱為男性的情況之下，一名女子的政治壽命如何得以延續呢？根據婉兒自身過去的經驗，她相信，韋皇后的稱帝可以幫助她。
適逢韋皇后專橫，欲行則天故事，婉兒於是一方面「每下制敕，多因事推尊武后而排抑皇家」，一方面與韋后、安樂公主時常往來。這固然可以被視為故意奉迎、巴結，但更重要的是，婉兒欲保自己的政治影響力，不得不為此。
重俊之變爆發，李多祚等人「扣閣索婉兒」，這或會令婉兒有所恐懼，但說她自此「心附帝室」，再而於草遺制時安排相王輔政，這一來缺乏史料證明，二來亦與李隆基後來執意殺害她不相符合。
當然，有人或以《新唐書》作為婉兒「心附帝室」的史料證明。可是，誠如嚴耕望所言，《新唐書》乃後出於《舊唐書》，而晚出史書的記載極有可能是經過後人修改、增潤。如是，《舊唐書》當比《新唐書》更配作為真確可信的史料。
再者，即使退一步，我們順著《新唐書》的記載理解下去，其記載明顯有不合理的地方。
根據《新唐書》的記載，婉兒心態的轉變始於李多祚等人聲言「誅三思，索昭容」。何以李多祚等人的行為令到上官婉兒勾結韋皇后的心意改變？這當和李多祚等人的身份有關。他們乃羽林軍之統帥。熟識唐室政變成敗的上官婉兒應該清楚，處於羽林軍將士的對立面應該會得到什麼樣的下場。她因此改為「心附帝室」。
既然「心附帝室」，相王、太平公主一邊自然成為婉兒唯一的靠山。這亦解釋到中宗逝世時，婉兒何以與太平公主共草遺制，「引相王輔政」。
可是，問題來了。既然婉兒與相王、太平公主聯成一線，相王之子李隆基沒有可能不知。「唐隆之變」時，婉兒以詔草示劉幽求，幽求言之於李隆基，李隆基沒可能仍舊誅殺婉兒。婉兒被隆基堅持殺死，理由似乎只有以下兩個：
(一) 太平公主與李隆基之間存有芥蒂。
(二) 上官婉兒的詔草是假的，她正在說謊。
按照當時的情勢而論，太平公主全力支持李隆基進行「唐隆之變」，太平公主、李隆基之間當並未有芥蒂。(一)不成立。如是，(二)則是隆基堅持殺死上官婉兒的原因。而依(二)，上官婉兒明顯為韋黨的一分子。《新唐書》謂婉兒有「心附帝室」的心理轉變，這講法明顯不合理。
總結以上所論，上官婉兒乃韋黨的一分子並無可疑。《新唐書》、《通鑑》的講法，可能乃上官婉兒被平反後，後人增潤、修改所致，其卻不是歷史事實的真相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