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宗在位後期，唐室已經百病叢生。
首先，政出多門，冗官充斥，成為常態。
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為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九）
其次，中宗大量興建佛寺，以致耗費國家財力，役民過甚。
（案：此乃韋嗣立所上的奏疏）比者造寺極多，務取崇麗，大則用錢百數十萬，小則三五萬，無慮所費千萬以上，人力勞弊，怨嗟盈路。佛之為敎，要在降伏身心，豈彫畫土木，相誇壯麗！萬一水旱為災，戎狄構患，雖龍象如雲，將何救哉！（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九）
其三，封有食邑的親貴（主要指武、韋二氏）數目過多，以致國家租賦多流入親貴手中，造成「私門有餘，公家不足」。
（案：此乃韋嗣立所上的奏疏）又，食封之家，其數甚眾，昨問戶部，云用六十餘萬丁；一丁絹兩匹，凡百二十餘萬匹。臣頃在太府，每歲庸絹，多不過百萬，少則六七十萬匹，比之封家，所入殊少。夫有佐命之勳，始可分茅胙土。國初，功臣食封者不過三二十家，今以恩澤食封者乃逾百數；國家租賦，太半私門，私門有餘，徒益奢侈，公家不足，坐致憂危，制國之方，豈謂為得！（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九）
其四，韋皇后、安樂公主等人往往派遣僮僕自征「封戶之物」，僮僕因而恃勢橫行，引致民不聊生。
（案：此乃韋嗣立所上的奏疏）封戶之物，諸家自征，僮僕依勢，陵轢州縣，多索裹頭，轉行貿易，煩擾驅迫，不勝其苦。不若悉計丁輸之太府，使封家於左藏受之，於事為愈。（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九）
其五，「員外置官」盛行，使官員人數上升，官俸開支增加，造成「府庫倉儲，竭於資奉」。
（案：此乃韋嗣立所上的奏疏）又，員外置官，數倍正闕，曹署典吏，困於祗承，府庫倉儲，竭於資奉。（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九）
其六，刺史、縣令簡擇不當，「京官有犯及聲望下者方遣刺州，吏部選人，衰耄無手筆者方補縣令」，造成「重京官，輕外任」的風氣。
（案：此乃韋嗣立所上的奏疏）又，刺史、縣令，近年以來，不存簡擇，京官有犯及聲望下者方遣刺州，吏部選人，衰耄無手筆者方補縣令。以此理人，何由率化！望自今應除三省、兩台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皆先於刺史、縣令中選用，則天下理矣。（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九）
其七，武氏、韋氏權勢過大，中宗不作節制。
太常博士唐紹以武氏昊陵、順陵置守戶五百，與昭陵數同，梁宣王、魯忠王墓守戶多於親王五倍，韋氏褒德廟衛兵多於太廟，上疏請量裁減；不聽。紹，臨之孫也。（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九）
上述的問題，部份需透過消除女禍而解決，部份則需透過裁冗官、限制為官人數、細心簡選地方官員而解決。要之，中宗並未著手處理這些問題，問題的解決，直需待到玄宗開元年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