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襲隋制，唐一直以科舉取仕，武皇后更曾上表，「請令王公以下皆習老子，每歲明經，准《孝經》、《論語》策試」。
壬寅，天后上表，以為：「國家聖緒，出自玄元皇帝，請令王公以下皆習老子，每歲明經，准《孝經》、《論語》策試。」（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二）
然而，高宗一朝之科舉，實已出現了不少問題。此在劉曉所上之疏中可略窺一二。
是歲，有劉曉者，上疏論選，以為：「今選曹以檢勘為公道，書判為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況書判借人者眾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況盡心卉木之間，極筆煙霞之際，以斯成俗，豈非大謬！夫人之慕名，如水趨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取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為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二）
簡言之，當時之科舉只可催生出文才極高、文筆極好之官員，其卻不能真產生具有德行之賢人。所謂「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陛下若取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為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平心而論，利用文才、文筆作為選仕標準，此在做到客觀評核上是較為容易的。可是，若就政治人才之選拔言，選取一些只通文墨，卻毫無為國為民之心的人為官，這對施政也往往帶來不利。兩者並重，此或為選用官員之正理，但實際施行的時候，此不免甚難做到（東漢曾出現「察孝廉，父別居」之情況）。
在科舉的推動下，士人多沉迷於文藝，後又轉成研究詩歌創作，對於研討道德心性之聖賢之書，士子多不復用心體會，聖賢書亦只流為文學中之一作品。士子競趨於「黏牙嚼舌」的「支離」之學，只求「比量模寫」，其道德心自不免枯竭、萎縮。唐詩之盛，實乃唐代知識分子道德心靈萎縮、枯竭之鐵證，惜乎現代人竟不斷歌頌唐詩之美，卻不知唐詩所代表之真正意義，言說至此，不禁令人再三悲嘆。
補充一點，「簡擇未精」也是高宗一朝選仕之一大流弊。
壬寅，敕：「桂、廣、交、黔等都督府，比來注擬土人，簡擇未精，自今每四年遣五品已上清正官充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擬。」時人謂之南選。（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