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永淳元年(壬午,公元六八二年)四月,高宗首先需要面對的問題是:關中大旱,糧食物價飛漲。
上以關中饑饉,米斗三百。(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三)
其次,東都發生水災,洛水充溢,竟溺死民居千餘家。
五月,丙午,東都霖雨。乙卯,洛水溢,溺民居千餘家。(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三)
司馬光曾對當時天災之慘況有如下的記述:
關中先水後旱、蝗,繼以疾疫,米斗四百,兩京間死者相枕於路,人相食。(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三)
此可謂唐開國已來所未見。
其三,弘道元年(癸未,公元六八三年)四月,白鐵余以佛教為號召,領導信眾起事作亂。
綏州步落稽白鐵余,埋銅佛於地中,久之,草生其上,紿其鄉人曰:「吾於此數見佛光。」擇日集眾掘地,果得之,因曰:「得見聖佛者,百疾皆愈。」遠近赴之。鐵余以雜色囊盛之數十重,得厚施,乃去一囊。數年間,歸信者眾,遂謀作亂。據城平縣,自稱光明聖皇帝,置百官,進攻綏德、大斌二縣,殺官吏,焚民居。遣右武衛將軍程務挺與夏州都督王方翼討之,甲申,攻拔其城,擒鐵余,餘黨悉平。(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三)
不過,對於眼前之困難,高宗似乎不以為然,其竟欲「遍封五嶽」,並建造奉天宮於嵩山南。
上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嶽,秋,七月,作奉天宮於嵩山南。(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三)
有一李善感,對高宗之行為看不過眼,其終於直言進諫。
監察御史裡行李善感諫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群瑞,與三皇、五帝比隆矣。數年已來,菽粟不稔,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乃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臣忝備國家耳目,竊以此為憂!」上雖不納,亦優容之。(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三)
由善感之諫辭,我們可見高宗面對著如下的困難:
一、 農作物因天災而失收,人民飽受饑餓煎熬。所謂「菽粟不稔,餓殍相望」。
二、 長期對外用兵,造成人命、財物之損失。所謂「四夷交侵」。
至於高宗自己,則有以下的問題:
一、大肆建宮殿、不恤民命,所謂「廣營宮室,勞役不休」
高宗最後雖不採納李善感之言,善感之進諫卻為高宗朝阿諛奉迎之風氣開一新的景象。
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為諱,無敢逆意直諫,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三)
其實,高宗之所以沉迷於建宮殿,不聽臣下進諫,亦非無故。
首先,其本身已飽受病魔纏擾,人處於將死之際,其自必欲享受一下世間之風光、樂趣。建宮殿、遊宮殿或可為高宗帶來生趣,其於是不停地為之。
至於第二個原因,亦是更重要的原因,乃武后日漸坐大,而高宗對此女人竟全無還擊、制御之力。一次又一次制衡計劃的失敗,一天又一天失去對朝政之控制權,此一趨勢下,即使高宗打算納諫、打算有所作為,其根本做不到些什麼。其唯一心靈之寄託,即是建宮殿,此乃其唯一的成就感之源。這樣解釋下去,李善感之言不被接納即可得善解,蓋善感要求高宗不建宮殿,此無疑是斷絕其唯一的心靈寄託,使之生無可戀,猶如行屍走肉也。
基於上述兩原因,吾人在讀高宗建宮殿、不納臣下進諫等史事時,宜予以一定程度之同情的理解,否則難見歷史之真相。
不過,儘管高宗不復如「永徽」年間般善納諫言,其對於能直言極諫之大臣仍予以高度重視、賞識。除了李善感,尚有蘇良嗣。
上遣宦者緣江徙異竹,欲植苑中。宦者科舟載竹,所在縱暴;過荊州,荊州長史蘇良嗣囚之,上疏切諫,以為:「致遠方異物,煩擾道路,恐非聖人愛人之意。又,小人竊弄威福,虧損皇明。」上謂天后曰:「吾約束不嚴,果為良嗣所怪。」手詔慰諭良嗣,令棄竹江中。良嗣,世長之子也。(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三)
請大家注意,何以高宗要向天后說「吾約束不嚴,果為良嗣所怪」?蓋蘇良嗣乃蘇世長之子,世長曾任北周、隋之官員,與「關隴集團」甚有關係。天后素來忌憚與「關隴集團」有關係之官員。倘若天后知悉良嗣上疏切諫,其必乘機置良嗣於死地。高宗既認蘇良嗣有功,其自不願蘇良嗣無故被害。其於是把良嗣上疏切諫之背後原因歸於自己之「約束不嚴」。只有如此做法,武后才不致殺死蘇良嗣。高宗此句話,實隱含一極大意思,不可不知。
高宗又重用郭待舉、岑長倩(岑文本之子)、郭正一、魏玄同等人。
丁亥,以黃門侍郎穎川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秘書員外少監、檢校中書侍郎鼓城郭正一、吏部侍郎鼓城魏玄同並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上欲用待舉等,謂崔知溫曰:「待舉等資任尚淺,且令預聞政事,未可與卿等同名。」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始以平章事為名。長倩,文本之兄子也。(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三)
「同中書門外平章事」一官銜亦於此時出現。
薛元超由於能對太子之過度游畋加以諫阻,高宗深許之,遣使者慰勞元超,並召元超前赴東都。
太子留守京師,頗事游畋,薛元超上疏規諫;上聞之,遣使者慰勞元超,仍召赴東都。(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三)
被高宗重用的還有劉元景。
冬,十月,丙寅,黃門侍郎劉景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三)
魏元忠。
將幸東都;丙寅,發京師,留太子監國,使劉仁軌、裴炎、薛元超輔之。時出幸倉猝,扈從之士有餓死於中道者。上慮道路多草竊,使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車駕前後。元忠受詔,即閱視赤縣獄,得盜一人,神采語言異於眾,命釋桎梏,襲冠帶,乘驛以從,與之共食宿,托以詰盜,其人笑許諾。比及東都,士馬萬數,不亡一錢。(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三)
由於高宗尚可用人唯賢,並對直言極諫之大臣予以重視、賞識,永淳元年之朝風尚不至十分的頹墮。然而,此亦只是「夕陽之餘暉」。隨著高宗病逝,武后進一步掌權,暴風雨終再次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