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三年（癸卯，公元七零三年）九月，朝中發生了一件事件，此即魏元忠被貶為端州高要尉。
關於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我們宜由張易之兄弟專權講起。
由於張易之、張昌宗深得武則天歡心，其於是「勢傾朝野」。太子、相王、太平公主為了鞏固自己實力，更極力巴結張氏兄弟，上表請封昌宗為王。終於，武則天決定賜爵張昌宗，為鄴國公。
司僕卿張昌宗兄弟貴盛，勢傾朝野。八月，戊午，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上表請封昌宗為王，制不許；壬戌，又請，乃賜爵鄴國公。（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七）
魏元忠被武則天用於防制突厥。後來，元忠被調任安東道安撫大使，與李多祚、薛訥、駱務整共事，安撫東北。
十二月，甲午，以魏元忠為安東道安撫大使，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檢校幽州都督，右羽林衛將軍薛訥、左武衛將軍駱務整為之副。（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七）
魏元忠所以和張氏兄弟結下仇怨，乃由於其任職洛州長史時，和洛陽令張昌儀（張易之、張昌宗之弟）有過一段過節。
初，左臺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魏元忠為洛州長史，洛陽令張昌儀恃諸兄之勢，每牙，直上長史聽事；元忠到官，叱下之。（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七）
元忠又曾杖殺張易之的奴僕。
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殺之。（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七）
武則天打算起用張易之的弟弟岐州刺史張昌期為雍州長史，元忠竟不同意（此時元忠已居宰相之位），堅持只可用薛季昶為雍州長史。
及為相，太后召易之弟岐州刺史昌期，欲以為雍州長史，對仗，問宰相曰：「誰堪雍州者？」元忠對曰：「今之朝臣無以易薛季昶。」太后曰：「季昶久任京府，朕欲別除一官；昌期何如？」諸相皆曰：「陛下得人矣。」元忠獨曰：「昌期不堪！」太后問其故，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閑吏事，曏在岐州，戶口逃亡且盡。雍州帝京，事任繁劇，不若季昶強幹習事。」太后默然而止。（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七）
元忠更暗中嘲諷張易之兄弟為小人，間接批評武則天縱容小人。武則天自此不滿魏元忠，張氏兄弟亦然。
元忠又嘗面奏：「臣自先帝以來，蒙被恩渥，今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七）
有一高戩，任職司禮丞。其乃太平公主之愛人。
司禮丞高戩，太平公主之所愛也。（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七）
當時武則天已年過八旬，身體健康一天不如一天。張昌宗恐怕武則天一旦病逝，其將被魏元忠所誅殺。其於是誣告魏元忠與高戩密謀作反，私議「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為久長。」。
會太后不豫，張昌宗恐太后一日晏駕，為元忠所誅，乃譖元忠與戩私議云「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為久長。」（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七）
武后聽了昌宗之言，心中大為憤怒。其於是把魏元忠、高戩下獄，要求二人與張昌宗在廷中辯解。
太后怒，下元忠、戩獄，將使與昌宗廷辨之。（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七）
昌宗所言既非實情，其於是收買鳳閣舍人張說，使之指證元忠，以增加自己的勝算。張說同意。
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七）
元忠與昌宗果然爭持不下。最後，昌宗引張說為人證。
明日，太后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參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七）
張說受召入宮。其入宮前，鳳閣舍人宋璟勸他說「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
太后召說。說將入，鳳閣舍人南和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閤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七）
朝中之正直官員如張廷珪、劉知幾亦勸張說如實稟告，依理而行。
殿中侍御史濟源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污青史，為子孫累！」（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七）
如實直說，雖可心安理得，卻不免得罪張氏兄弟。相反，依張氏兄弟所言，良心又免不了自責。張說為此心感為難，竟致無法說話。
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七）
魏元忠畢竟剛正有餘，收斂不足。張說不能開口說話，元忠竟直斥張說欲與張昌宗共同羅織罪狀以謀害自己。
元忠懼，謂說曰：「張說欲與昌宗共羅織魏元忠邪！」（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七）
張說本來已飽受心理壓力，經魏元忠如此一激，其終按捺不住，說出心底的說話。
說叱之曰：「元忠為宰相，何乃效委巷小人之言！」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今對廣朝，不敢不以實對。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耳！」（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七）
張說「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耳」之言與其說是激發自魏元忠，不如說是出自張說為國為民之公心，所謂「臣今對廣朝，不敢不以實對」。又張說「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之言，這正好反映朝中官員夾在「清流」、「濁水」（此時「濁水」已轉成以張氏兄弟為首）之間之苦況。
張易之、張昌宗聽到張說的由衷之言，心中驚懼不已，其竟誣告「張說與魏元忠同反！」。
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魏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七）
張說面對突如其來的誣告，依然不慌不忙，應對自如。此全因其背後有一良知以作支撐。
說曰：「易之兄弟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日者元忠初衣紫，臣以郎官往賀，元忠語客曰：『無功受寵，不勝慙懼。』臣實言曰：『明公居伊、周之任，何愧三品！』彼伊尹、周公皆為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且臣豈不知今日附昌宗立取台衡，附元忠立致族滅！但臣畏元忠冤魂，不敢誣之耳。」（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七）
武則天本以為張說乃張昌宗言論之人證，現在張說反成為魏元忠之人證，並指證張昌宗兄弟。武則天因此以為「張說反覆小人」，將之繫獄。
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并繫治之。」（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七）
然而，即使在牢獄、武懿宗嚴刑之威迫下，張說依舊堅持己見，未作修改。
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太后怒，命宰相與河內王武懿宗共鞫之，說所執如初。（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七）
同平章事朱敬則上疏為張說、魏元忠求情。
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七）
蘇安恆所上的疏言辭更為凌厲，易之見其疏，大怒，欲把蘇安恆殺死。幸得朱敬則、桓彥範等人相救，安恆才得以保存性命。
蘇安恆亦上疏，以為：「陛下革命之初，人以為納諫之主；暮年以來，人以為受佞之主。自元忠下獄，里巷恟恟，皆以為陛下委信姦宄，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髀於私室而箝口於公朝，畏迕易之等意，徒取死而無益。方今賦役煩重，百姓凋弊，重以讒慝專恣，刑賞失中，竊恐人心不安，別生他變，爭鋒於朱雀門內，問鼎於大明殿前，陛下將何以謝之，何以禦之？」易之等見其疏，大怒，欲殺之，賴朱敬則及鳳閣舍人桓彥範、著作郎陸澤魏知古保救得免。（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七）
終於，魏元忠被貶為高要尉，高戩、張說流放嶺南。
丁酉，貶魏元忠為高要尉，戩、說皆流嶺表。（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七）
元忠臨赴嶺南時，心中仍不忘參奏張易之、張昌宗，曰「此二小兒，終為亂階」。武后不受。
元忠辭日，言於太后曰：「臣老矣，今向嶺南，十死一生。陛下他日必有思臣之時。」太后問其故，時易之、昌宗皆侍側，元忠指之曰：「此二小兒，終為亂階。」易之等下殿，叩膺自擲稱冤。太后曰：「元忠去矣！」（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七）
有一王晙，欲為元忠申辯，宋璟勸止之，王晙反說「魏公以忠獲罪，晙為義所激，顛沛無恨」。宋璟為此自愧不如。
殿中侍御史景城王晙復奏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晙曰：「魏公以忠獲罪，晙為義所激，顛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七）
太子之僕人崔貞慎等八人為魏元忠餞行，張易之竟因此誣陷貞慎等與元忠謀反。
太子僕崔貞慎等八人餞元忠於郊外，易之詐為告密人柴明狀，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七）
武則天命監察御史馬懷素加以調查。懷素為人謹慎務實，不作虛言。在其審理下，貞慎等終被免罪。
太后使監察御史丹徒馬懷素鞫之，謂懷素曰：「茲事皆實，略問，速以聞。」頃之，中使督趣者數四，曰：「反狀昭然，何稽留如此？」懷素請柴明對質，太后曰：「我自不知柴明處，但據狀鞫之，安用告者？」懷素據實以聞，太后怒曰：「卿欲縱反者邪？」對曰：「臣不敢縱反者。元忠以宰相謫官，貞慎等以親故追送，若誣以為反，臣實不敢。昔欒布奏事彭越頭下，漢祖不以為罪，況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者乎！且陛下操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衷可矣；若命臣推鞫，臣不敢不以實聞！」太后曰：「汝欲全不罪邪？」對曰：「臣智識愚淺，實不見其罪！」太后意解。貞慎等由是獲免。（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七）
宋璟雖不欲直接彈劾張氏兄弟，但其也不願向張氏兄弟獻媚。張氏兄弟多番嘗試取悅宋璟，宋璟皆不接受。
太后嘗命朝貴宴集，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為之禮。（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七）
拉攏不成，即需去除。二張於是中傷宋璟。幸得武則天相信，宋璟才不致受害。
諸張積怒，常欲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七）
魏元忠被貶其實正反映「清流」（即忠良、正直的官員）、「濁水」（即憑著武則天的寵信而掌權的人）的衝突已趨白熱化。魏元忠、張說被貶，此多少暗示武則天的親「濁水」而遠「清流」的傾向。在武氏這樣的一種態度下，朝中其他「清流派」官員（包括張柬之、桓彥範、崔玄暐等人）欲保權力、地位、性命，其必免不了有朝一日將「濁水」（即以張氏兄弟、諸武為首的勢力集團）連根拔起。「五王政變」的爆發，於此等處看來，便顯得異常的合情合理了。
補充一點，張說、宋璟等人，後來在玄宗一朝被受重用。張說向玄宗建議施行彍騎制，以補府兵制之流弊；宋璟更是與姚崇齊名之宰相。開元盛世之締造，二人可謂功不可沒。由於二人皆是武則天時代晉身仕途，史家或以武則天有助促成開元治世，這說法亦未嘗不合理，可以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