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高宗暗中籌謀制衡武皇后之方法，我們過去已經講過。可是，自咸亨三年（壬申，公元六七二年）開始，局面似乎有了新的轉變。
和「關隴集團」有關係之大臣姜恪率先離世。
己卯，侍中永安郡公姜恪薨。（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二）
侍中之官位因而出缺。後由張文瓘（文瓘於儀鳳三年九月離世）繼任。
咸亨四年（癸酉，公元六七三年）十月，閻立本亦去世，其生前任職中書令。
冬，十月，壬午，中書令閻立本薨。（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二）
高宗至此可謂痛失左右手。
雖然，武后方面，許敬宗於咸亨三年八月逝世。
秋，八月，壬午，特進高陽郡公許敬宗卒。（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二）
就著許敬宗的諡號，朝中更曾有過一番討論。太常博士袁思古建議以「繆」為諡號，彥伯以思古與敬宗有怨，反對用思古之主意。戴至德認為「繆」可以接受。不過，最後之結果，高宗卻是採取了禮部尚書陽思敬之意見。敬宗於是被諡曰「恭」。
太常博士袁思古議：「敬宗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貊。按《諡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諡為繆。」敬宗孫太子舍人彥伯訟思古與許氏有怨，請改諡。太常博士王福畤議，以為：「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若嫌隙有實，當據法推繩；如其不然，義不可奪。」戶部尚書戴至德謂福畤曰：「高陽公任遇如是，何以諡之為繆？」對曰：「昔晉司空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秦秀諡之曰『繆』。許敬宗忠孝不逮於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諡之曰『繆』，無負許氏矣。」詔集五品已上更議，禮部尚書陽思敬議：「按《諡法》，既過能改曰恭。請諡曰恭。」詔從之。敬宗嘗奏流其子昂于嶺南，又以女嫁蠻酋馮盎之子，多納其貨，故思古議及之。福畤，勃之父也。（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二）
敬宗死後，高宗又命劉仁軌改脩國史，時為咸亨四年三月。
三月，丙申，詔劉仁軌等改脩國史，以許敬宗等所記多不實故也。（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二）
發展到這裡，高宗、武后之羽翼可謂各有消減。而為了爭取朝中之主導權，高宗一早已向太子李弘一邊著手，對太子及輔助太子之官員加以提拔、重用。
咸亨三年（壬申，公元六七二年）十月，己未，高宗詔太子監國。
冬，十月，己未，詔太子監國。（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二）
邢文偉原為典膳丞，因能「撤膳進諫」太子，高宗對之極為賞識，擢升為右史。
太子罕接宮臣，典膳丞全椒邢文偉輒減所供膳，并上書諫太子。太子復書，謝以多疾及入侍少暇，嘉納其意。頃之，右史缺，上曰：「邢文偉事吾子，能撤膳進諫，此直士也。」擢為右史。（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二）
除了邢文偉，高宗又重用王及善。
太子因宴集，命宮臣擲倒，次至左奉裕率王及善，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子謝之。上聞之，賜及善縑百匹，尋遷左千牛衛將軍。（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二）
此時，高宗或已經做好讓位予太子之準備，其擢升太子身邊之賢能官員，正是為了令交接順利。這樣，武后便無操縱朝政之機會。
咸亨四年（癸酉，公元六七三年）八月，辛丑，高宗又以患上瘧疾為由，令太子於延福殿受諸官員啟事。
八月，辛丑，上以瘧疾，令太子於延福殿受諸司啟事。（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二）
太子李弘距離為帝之日，可謂不遠矣。
當然，這一切全為武后所知，武后亦非全無對策。
上元元年（甲戌，公元六七四年）三月，武皇后奏召武元爽之子武承嗣於嶺南，襲爵周公，拜尚衣奉御。四月，辛卯，武承嗣升遷為宗正卿。
賀蘭敏之既得罪，皇后奏召武元爽之子承嗣於嶺南，襲爵周公，拜尚衣奉御；夏，四月，辛卯，遷宗正卿。（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二）
八月，朝廷又向天下宣佈高宗稱天皇、武后稱天后。此應該也是武后意圖宣示自己地位的一種方式。
秋，八月，壬辰，追尊宣簡公為宣皇帝，妣張氏為宣莊皇后；懿王為光皇帝，妣賈氏為光懿皇后；太武皇帝為神堯皇帝，太穆皇后為太穆神皇后；文皇帝為太宗文武聖皇帝，文德皇后為文德聖皇后。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以避先帝、先后之稱。改元，赦天下。（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二）
然而，武后之舉動並未動搖高宗。上元元年九月，高宗下詔追復長孫晟、長孫無忌之官爵，並以無忌曾孫長孫翼襲爵趙公。
九月，癸丑，詔追復長孫晟、長孫無忌官爵，以無忌曾孫翼襲爵趙公，聽無忌喪歸，陪葬昭陵。（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二）
長孫無忌曾大力反對武氏被立為皇后，其因此才不得善終。現今長孫晟、長孫無忌被追復官爵，此必不能是武后的主意，而是高宗個人的決定。
而由高宗有此決定，其欲恢復「關隴集團」之影響力之意圖，日益明顯。
高宗又重用郝處俊，因其有能使李賢、李顯互相和睦之遠見。
甲寅，上御翔鸞閣，觀大酺。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為樂。郝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相誇競，俳優小人，言辭無度，恐其交爭勝負，譏誚失禮，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上瞿然曰：「卿遠識，非眾人所及也。」遽止之。（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二）
我們可以說，直至上元元年的年底，高宗在朝中仍有一定的影響力，武后對之尚有忌諱。
可是，進入上元二年（乙亥，公元六七五年）三月，高宗之風眩病情惡化。其不得已令朝臣商議使天后攝知國政。
上苦風眩甚，議使天后攝知國政。（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二）
郝處俊、李義琰堅決反對武后臨朝聽政，高宗遂止之。
中書侍郎同三品郝處俊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昔魏文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昌樂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陛下宜聽之。」上乃止。（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二）
對於郝處俊、李義琰，武后固然厭惡。不過，其心中更想及一問題：倘若日後自己親政，其當以哪些人協助自己處理政務？對此問題的解答，終令武后起用了一批新晉文官，時稱「北門學士」者。
天后多引文學之士著作郎元萬頃、左史劉禕之等，使之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凡千餘卷。朝廷奏議及百司表疏，時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禕之，子翼之子也。（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二）
著作郎元萬頃、左史劉禕之等，皆是文學之士，而為武后所重用。朝廷奏議及百官表疏，武后不時密令這些人負責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稱之為「北門學士」。劉禕之，乃劉子翼之兒子。
事勢至此，壁壘已經分明。高宗以宰相級官員（即中書、門下、尚書）為自己之羽翼，制抑武皇后；至於武后，則另辟蹊徑，起用一批新的文學之士（即「北門學士」），以削弱高宗陣營在朝中決策之影響力。
本來如此相持下去，高宗未必處於不利，奈何其病況日壞，此終令武后有機可乘。
補充一點，「北門學士」之設立雖是為了助成武后之奪權，但此做法無疑令更多出身寒門之人才可藉科舉晉身仕途，此對破除門第壟斷政權、使治權進一步開放而言，是有正面、積極的意義的。
正當宮中蘊釀著風雨，有一韋弘機，卻可做到大公無私，依法辦事。
（上元二年）夏，四月，庚辰，以司農少卿韋弘機為司農卿。弘機兼知東都營田，受詔完葺宮苑。有宦者於苑中犯法，弘機杖之，然後奏聞。上以為能，賜絹數十匹，曰：「更有犯者，卿即杖之，不必奏也。」（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