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論述「于闐事件」時，我們已提到總章二年，唐室正面對收入不足的問題。而《通鑑》另有一條文字，更能反映唐室當時之經濟狀況。今且引錄如下：
（總章二年）秋，八月，丁未朔，詔以十月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多以為未宜遊幸。上聞之，辛亥，御延福殿，召五品已上謂曰：「自古帝王，莫不巡守，故朕欲巡視遠俗。若果為不可，何不面陳，而退有後言，何也？」自宰相以下莫敢對。詳刑大夫來公敏獨進曰：「巡守雖帝王常事，然高麗新平，餘寇尚多，西邊經略，亦未息兵。隴右戶口彫弊，鑾輿所至，供億百端，誠為未易。外間實有竊議，但明制已行，故羣臣不敢陳論耳。」上善其言，為之罷西巡。未幾，擢公敏為黃門侍郎。（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一）
姑勿論此條文字如何反映高宗善納諫言，此非這條史料的價值所在。這條史料的價值在於它反映了當時唐室的一些經濟情況：
(一) 當時隴右一帶戶口凋弊。
(二) 高麗雖被平定，但殘餘的反抗勢力尚多；至於西北一帶，則戰事不絕，尚未平息。
由(一)，唐室收入之減損可以預料。至於(二)，則正好反映唐需要對治龐大的軍事支出。入不敷支，此正是唐室呈現衰象之癥結所在。
欲消解此癥結，要不停止任一邊的戰事，要不進行開源節流。可是，就當時之局面言，停止戰事似不容易。至於為了戰爭而開源，此亦動搖人民安穩的生活。再者，關中地區旱、饑累年，此更是救濟而不是掠取民財的時候。如此分析下去，不只開源，節流亦行不通。唐室欲擺脫已成之衰象，只怕舉步維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