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親政後，改元「永徽」。
春，正月，辛丑朔，改元。（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九）
高宗立妃子王氏為皇后。王皇后原為王思政（北魏尚書左僕射）之孫，隸屬於太原王氏（北方漢人世族之一支，其餘四支包括清河崔氏、趙郡李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高宗又以后父王仁祐為特進、魏國公。
丙午，立妃王氏為皇后。後，思政之孫也。以後父仁祐為特進、魏國公。（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九）
由高宗此舉，可見當時北方門第在朝中仍有一定的影響力。
和太宗一樣，高宗極度重視民生狀況，其曾「日引刺史十人入閣，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
辛酉，上召朝集使，謂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閣，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九）
高宗又極為信賴長孫無忌和褚遂良。洛陽人李弘泰誣告長孫無忌謀反，高宗毫不猶豫，立即下命令斬李弘泰。
有洛陽人李弘泰誣告長孫無忌謀反，上立命斬之。無忌與褚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己以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九）
對於無忌所言，高宗多所採納。
無忌以元舅輔政，凡有所言，上無不嘉納。（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九）
除了李世勣、長孫無忌、褚遂良外，為高宗信用者尚有張行成、于志寧、高季輔。
（永徽元年）己未，以張行成為侍中。（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九）
（永徽二年）八月，己巳，以于志寧為左僕射，張行成為右僕射，高季輔為侍中；志寧、行成仍同中書門下三品。（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九）
君臣相互信賴、支持，可說是「永徽之治」得以出現的關鍵。
對於大臣之言，只要情理兼備，高宗莫不聽從。此在其接納于志寧、韋思謙之言兩事中可見一斑。
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孫氏，有司以為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昏。于志寧上言：「漢文立制，本為天下百姓。公主服本斬衰，縱使服隨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俟三年喪畢成昏。」上從之。（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九）
己未，監察御史陽武韋思謙劾奏中書令褚遂良抑買中書譯語人地。大理少卿張睿冊以為準估無罪。思謙奏曰：「估價之設，備國家所須，臣下交易，豈得准估為定！睿冊舞文，附下罔上，罪當誅。」是日，左遷遂良為同刺史，睿冊循州刺史。思謙名仁約，以字行。（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九）
高宗又繼承太宗的做法，分封宗室為王。
二月，辛卯，立皇子孝為許王，上金為杞王，素節為雍王。（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九）
不過，高宗對於諸王之驕橫不法，並非不加匡正。其常對諸王動之以情，從而使其自省、改過。
金州刺史滕王元嬰驕奢縱逸，居亮陰中，畋游無節，數夜開城門，勞擾百姓，或引彈彈人，或埋人雪中以戲笑。上賜書切讓之，且曰：「取適之方，亦應多緒，晉靈荒君，何足為則！朕以王至親，不能致王於法，今書王下上考以愧王心。」（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九）
當時，滕王元嬰、蔣王惲皆好聚斂，高宗於是用了一方法，以令二王感羞慚，繼而悔改。此方法為：賞賜諸王布帛各五百段，獨不賜予二王。
元嬰與蔣王惲皆好聚斂，上嘗賜諸王帛各五百段，獨不及二王，敕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給麻兩車以為錢貫。」二王大慚。（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九）
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高宗對待宗室之態度，明顯以此為原則。
其唯一不同於太宗的地方，是他不復進行畋獵。
癸亥，上出畋，遇雨，問諫議大夫昌樂谷那律曰：「油衣若為則不漏？」對曰：「以瓦為之，必不漏。」上悅，為之罷獵。（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九）
永徽元年（庚戌，公元六五零年）九月，李世勣請求辭去左僕射一職。十月，高宗許之，但仍以世勣為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
李勣固求解職；冬，十月，戊辰，解勣左僕射，以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九）
我們可說，高宗剛即位，由於其仁厚、善納諫言、重用臣下等性格，致令朝政依舊可以保持清明，有「貞觀之遺風」。後世論「永徽之治」，多就此等處著眼。
